阿赫玛托娃：活下来，写出来

平静一会儿，阿赫玛托娃转变了话题，在病床上，她为丘科夫斯卡娅吟诵了最近构思的一本新书的题词：

什么是战争，什么是瘟疫？——他们的末日很快就能看到。

对他们的审判就要下发。

可是谁来保护我们不为

时代喧嚣所留下的东西而恐惧。　

不错，战争结束了，斯大林死了，儿子也被释放了，可是，罪恶随之结束了吗？痛苦和恐惧结束了吗？完全没有。那么，“谁来保护我们不为时代喧嚣所留下的东西而恐惧”呢？

穿过“遥远的痛苦”

在作品被禁止发表、生活来源被切断的时间里，阿赫玛托娃主要依靠翻译和研究维持生计。在创作高峰时期从事翻译，由此而带来的对诗人自身创造力的损害，阿赫玛托娃深谙深明，她曾不止一次地向丘科夫斯卡娅倾诉：“诗人创作的时期，当然是不能从事翻译的。这需要有自己的思维。”（《阿赫玛托娃札记（二）·诗的蒙难》，第30页）不过，若从极其有限的益处来看，阿赫玛托娃在此期间对雨果等人作品的翻译，以及对普希金和安年斯基等人的研究，对拓展其“历史感”，还是有所裨益的。

1952年8月1日晚上，阿赫玛托娃住处。因为心脏病刚发作过，她躺在床上休息。这一年她已是63岁高龄了，经历了长期的贫困、饥饿、屈辱、心脏病发作和各种疾患的折磨，如今她已满头华发，笨重、身体宽胖，“面部轮廓也不那么清晰了，鼻骨不再突兀地隆起，仿佛鼻子也小多了，轮廓也不分明了。甚至手臂也变得粗糙发肿……”（《阿赫玛托娃札记（二）·诗的蒙难》，第21页）不过她“目光依旧，嗓音如昨”。突然，她艰难缓慢地侧翻过身，伸手从床头柜上取下一卷《普希金诗集》，翻找出一首诗，请丘科夫斯卡娅为她朗诵：

当回忆在静谧中啃噬着我的心灵

遥远的痛苦有如阴影重飞回我的身旁……

……

忧伤的岛屿啊——荒凉的海岸

生长着冬日的越橘。

枯萎的冻土覆盖其上。

冰冷的泡沫奔涌，

时而游来北方。

……

乌云翻滚的天空，遮盖着我摇摇欲坠的小船

……

她告诉丘科夫斯卡娅，她坚信普希金这首未完成的诗“描述的是十二月党人的坟墓”：“忧伤的岛屿”、“荒凉的海岸”、“乌云翻滚的天空”……这些荒漠般的词语背后，是孤独和坟墓；“遥远的痛苦”，是普希金对十二月党人——这些牺牲的朋友和兄弟的悼念……

在阿赫玛托娃缓慢而艰难的语调中，丘科夫斯卡娅恍然听到一种“记忆和沉重的负疚感”——她这哪里是在谈普希金的悼念，分明是在表述自己对死去的朋友、兄弟，对那些“深夜死去的人们”的悼念啊！

很明显，阿赫玛托娃对普希金有着超乎寻常的感情。少年时代，她所就读的皇村中学，正是普希金的母校。而她自那时便隐约意识到这种巧合所给予她的特别意义。在她的诗作中，也常常流露出对于皇村生活的怀念和对普希金的崇仰。如《在皇村》一诗中她写道的：

黝黑的少年在林荫里

徘徊，他在湖岸上伤心，

我们珍藏了整个世纪

他隐隐作响的脚步声。

而后来，通过对普希金的研究，阿赫玛托娃更为深刻地发现了自己与普希金的紧密联系。

在阅读阿赫玛托娃的文章时，丘科夫斯卡娅惊奇地发现这样一种情况：研究者逐渐偏离了文学研究性文章的通用风格，而“转向了创造性的阿赫玛托娃式的散文。”甚至，某些时候，在修辞上，或在形式上，阿赫玛托娃已经严重逾越了“文艺学”的界限——因为文艺学不论是在形式上或是原则上都是不许出现激昂的情绪的——而她，却会在文章的结尾用类似莱蒙托夫的雷霆万钧的口气公开宣读：

你们用尽自己所有的乌血

也不能洗刷掉正直的诗人的鲜血

就如同她创作诗歌时所主要依赖的——隐秘和巨大的直觉力量：“而我那悲伤的诗神缪斯，/领着我，就像领着盲人。”——阿赫玛托娃对普希金的研究，主要依赖的，也不是知识、信息、事实、和其他专家的结论——帮助她深刻领悟普希金的诗歌与命运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她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的、诗人们的、亲人们的以及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的亲身经历来体验普希金的命运。她以相近的人生经历，与普希金共同回忆起他们内心深处长期承受着的内容——亲人、朋友被处决的痛苦。也是因此，她才能清楚地看到普希金未写出的意境：荒凉海岸上禁止人们观瞻的孤坟。“她不是在续写诗，而是追踪着诗诞生时心灵的运动轨迹，遵循诗诞生前的空寂；这条轨迹引领她踏上一条正确的路——普希金为十二月党人的被处决而永远受伤的记忆之路。”丘科夫斯卡娅分析道，“这条路正在穿过‘遥远的痛苦’。”（《阿赫玛托娃札记（二）·诗的蒙难》，第29页）

这似乎也可以拿来解释长久以来普通民众对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或狂热或隐约的喜爱——即使在她被官方“决议”侮辱谩骂并“封杀”之时。从20年代开始，《青年近卫军》等杂志的编辑就开始面对这样的困惑：为什么有这么多女学生和女工写来大量信件表示对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感到亲切”——而“况且她根本不是共产党员？”而当《科马罗沃速写》寄到《文学报》编辑部时，一位编辑郑重其事地说：“一点也弄不明白，但是这就是阿赫玛托娃。”甚至连最僵硬的官员也以某种奇怪的敏感觉察到，具有真正价值的是阿赫玛托娃，而不是古谢夫等人——在三四十年代，当他们从一些被称为“人民公敌”的被枪决的知识分子家里查抄了成千本书时，总是将阿赫玛托娃和古米廖夫的书占为己有。出于喜爱——想传给儿女？还是出于贪财——想在黑市上卖个好价钱？但是，他们确实将古谢夫上缴给了国家，而把古米廖夫和阿赫玛托娃留给了自己。

——她属于人们心中的爱和希望，即使在看来只有仇恨、恐惧和失望的岁月里。

就如那个应《青年近卫军》编辑部之请为年轻的女读者解答疑惑的国务活动家亚·柯伦泰于1923年写道的，“……不必说，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废除爱情”，“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废除的、也完全废除不了的不止爱情，还有人们的诸多其他感受——包括痛苦。而阿赫玛托娃，作为各个时期“阶级斗争”、“内务部计划”、“1946决议”等一系列“革命”的直接施加对象，她更为深刻地体悟了各式各样的恐惧和痛苦。可以说，历史，就像一个带刺的车轮，碾过她的身体和心灵。

我们任何打击

都没有拒绝，——

她如是说。这个1912年即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黄昏》的诗人，以讲求精准、简洁、具象再现为宗旨的阿克梅派代表人，从早期诗歌开始，便注重将世界具体可感的实体——它确切的外形、色彩、味道和日常生活的断断续续的话语、感受——所有这些，融入了她的诗行。

我看到了一切，我牢记了一切。

肖斯塔科维奇说，晚年的他回头看，除了一片废墟，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尸骨成山……他说他的交响乐，就是献给那些无名尸骨的安魂曲。“我们经受住一切苦难……”阿赫玛托娃说，“我们所有的人，因为牢狱之苦威胁着每个人。……被处死的和关在集中营里的人所经受的苦难，我都无法用语言表达……”但最终，作为一个诗人，她将看到的一切——通过诗歌，牢记了下来。她的文字，是献给整个苦难俄罗斯的一首《安魂曲》。

早在1916年，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就在书评《针对<缪斯诗集>》中如此定义阿赫玛托娃：“目前她的诗歌已经快要成为俄罗斯之所以伟大的象征之一。”（《阿赫玛托娃札记（一）·诗的隐居》，第329页）若干年后，身处遥远的大不列颠的以赛亚·伯林说得更为真切：是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把祖国还给了他。而就如阿赫玛托娃那句预言性的誓言：

我们会留住你，俄语，

伟大的俄罗斯语言。

身在俄罗斯的人会说，不仅仅是祖国，阿赫玛托娃，还把母语交还给了他们：通过诗歌这一炼狱，通过“艺术这一危机四伏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