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玛托娃：活下来，写出来

我走着，身后充满灾难，

我的路不直不弯。

不通往何处，也不知在何时，

就如一列正在下坡的列车。

——《一个人直道而行》　

几乎称得上是个奇迹，写下“克里姆林宫里不应当活……”的阿赫玛托娃一生并未被捕，也没有被秘密枪决，古米廖夫、曼德尔斯塔姆以及其他无以计数人的命运似乎没有落到她头上，可是，这能丝毫减弱幸存者的痛苦和恐惧感吗？

院里窗内亮着灯，

寂静使它显得遥远，

没有小路，没有小径，

只有黑暗的冰窟窿。

——《知道，知道，又是雪橇》　　

“如果我没这么做的话，”阿赫玛托娃在谈及那次不被当局所接受的与以赛亚·伯林的会面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列瓦可能还在家。”——这便是她的恐惧。作为一个诗人——被禁止发表作品如果只能使她感觉屈辱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母亲，这种感受完全堪称是恐惧了：恐惧儿子被抓走、被毒打、被枪决……她是一个母亲，那是她惟一的儿子，她怎么会不恐惧？

我高声哀号十七个月，

千呼万唤你回家，

我匍伏在刽子手的脚下，

我的儿子啊，你使我担惊受怕。

——《安魂曲》

在列瓦被铺的十多年里，她的生活，一直处于不断的探监、奔波、写信求助——甚至写信给斯大林、翻译歌颂斯大林的诗歌以讨好他……能做的，她都做了。

如今要让你明白，

你一生的境遇又将如何——

你要站在克列斯特铁窗旁边，

排在三百号，手托探监的物品，

滴下你滚滚的热泪，

烤化新年的冰层。

像监狱的那株白杨摇曳，

无声无息——而大墙里

有多少无辜的生命在死去……

——《安魂曲》

她写完要丘科夫斯卡娅记住后随即烧掉的诗中，有这样几句：

于是，迎着那些，

直视死神的人们——

我再次为你的话

而举手表示：拥护

给丘科夫斯卡娅念这首诗时，阿赫玛托娃先读了题辞：“林中的树木在喧哗。H.扎博洛茨基。”嗣后，丘科夫斯卡娅无论如何都不能在扎博洛茨基作品里找到这行诗。后来她发现，阿赫玛托娃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扎博洛茨基《夜里的花园》里的一句改造为题辞的，其最初的原句是：

菩提树的灵魂伸展下手臂，

全都表决反对犯罪。　　

制度的罪恶吞噬着每一个的机体和其感受。作为诗人，所蒙受的屈辱更为严重，所体悟到的痛苦，自然也更为深刻。为了劳改营中的儿子能够活命，扎博洛茨基可以反对的犯罪，她不能。相反，她只能举手表示拥护：“日丹诺夫同志的讲话和中央委员会决议，我认为完全正确。”

当丘科夫斯卡娅探望左琴科回来，“说实话，”阿赫玛托娃问她，“他不怪我吧？”

“他提起您时，有点轻微的怨言……只是有那么一点，很快就熄灭了。”（《阿赫玛托娃札记（二）·诗的蒙难》，第126页）

改变了我，仿佛一条河流

严酷的时代将它改变。

生活将我替换。流入另外的航道，

她流往另外一条航道

而我已认不出自己先前的两岸。

——《哀歌》

如果被镇压是一种悲剧和苦难，这种“苟活”完全是难捱的屈辱与愧疚了。所幸的是，这一切、伴随着屈辱的内在尊严尤为成就了一种独特、复杂的诗歌。在阿赫玛托娃那里，对爱、痛苦、尊严的表达不是被消除，相反，是被深化了，就像屈辱本身那样。

谁来保护我们不为时代喧嚣所留下的东西而恐惧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了。紧接着，自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而下，苏联开始了对他的罪恶进行揭露与批判。

作为诗人，阿赫玛托娃很快就发现——除了对斯大林个人的谴责，她那些描述集中营、描写普通民众痛苦的文字，仍然是不能发表的——就如同斯大林统治时期一样，很多痛苦，仍是不能表述的。

这个发现令她——一个饱受斯大林统治戕害、因斯大林的死及其死后遭遇而萌生的所谓“幸福感”立即“残缺和黯淡”。她意识到：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不过体现了新的统治者的个人意图与命令。又是个人！又是命令！人们仍然用在斯大林时期的语言恶习表达、呵斥、下令：“全体立刻转向！”——以前是奉命赞颂，现在是奉命谩骂。

不错，斯大林死了，日丹诺夫也死了。1956年5月15日，儿子列瓦回来了。同一天，法捷耶夫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