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玛托娃：活下来，写出来

关于肖斯塔科维奇这首获得了巨大成功的《第七交响曲》——又名《列宁格勒交响乐》，当时的苏联——甚至直到今天，我们还能见到这样的宣传：这部作品完成于二战期间列宁格勒遭到德国法西斯围困的时候，这部作品鼓舞了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战斗精神，对于卫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激励士气的作用……

“《第七交响曲》是战前设计的，所以，完全不能视为在希特勒进攻下有感而发。”肖斯科维奇在其回忆录中却这样告诉我们——“‘侵略的主题’与希特勒的进攻无关。我在创作这个主题时，想到的是人类的另一些敌人。”

另外，作曲家还说，他毫不反对把《第七交响曲》称为《列宁格勒交响乐》——不过，它描写的不是被围困的列宁格勒，而是“被斯大林所破坏、希特勒只是把它最后毁掉的列宁格勒”。（肖斯塔科维奇口述，伏尔科夫记录并整理：《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口述》，叶琼芳译，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希特勒是个罪犯，”作曲家接着说，“这一点很清楚，但是斯大林也是。……战争带来许多新的苦难和破坏，但是战前的可怕年代我也没有忘掉。我的交响乐，从《第四交响乐》开始，全是说这些年代的，包括《第七》和《第八》交响乐在内。”

显然，阿赫玛托娃听懂了肖斯塔科维奇。听懂了他表述的——恐惧。希特勒没来之前就已存在的——斯大林统治下的恐惧。去他的什么“反法西斯精神”！见鬼去吧！

肖斯塔科维奇将同样不愧于她的知音之解。在回忆录中谈及上述内容时，他提到了阿赫玛托娃，很巧合吧，但的确是这样：“阿赫玛托娃写了她的《安魂曲》；《第七》和《第八》交响曲是我的安魂曲。”

1942年3月，就是在处处飘荡着的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的背景声中，《真理报》编辑给塔什干的阿赫玛托娃打去了电话，他们提出要发表她的诗歌《勇气》，并请她再寄一些诗过去。

被“封杀”了十多年，突然，她的诗可以发表了！而且是《真理报》——党最忠诚的喉舌啊！

丘科夫斯卡娅在《札记》里没有分析这背后的原因，肖斯塔科维奇从一个作曲家的角度解释了。

“事实是，战争帮了忙。”的确，这种解释似乎显得奇特。不过事实的确是这样：战争来了，人们的生活更为艰难了，生活充满了巨大的悲伤，和无数的眼泪。可是要知道战前的日子更加艰难——在战前，列宁格勒已经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没有失去亲人，或是父亲，或是兄弟，即使不是失去亲人，也是失去亲密的朋友。人人都有为之一哭的人，但是只能无声地哭，蒙着被子哭，不让任何人看见。人人彼此戒备，悲痛压在心里。人人都是暗自悲伤。而今战争来了，这成了大家共同的悲哀。人们终于可以诉说悲哀了，可以当着人哭泣，为失去的亲人哭泣。人们不再怕眼泪流下来，终于，可以流泪了。终于，可以和人们交谈了。虽然仍然困难，但是可以喘口气了。

“因此，我认为战争年代对艺术来说是富饶的年代。”肖斯塔科维奇得出这样一个悲戚的结论。“不是到处都这样。在别的国家，战争很可能要干扰艺术。但是在俄国——由于一些可悲的原因——艺术却繁荣了。”（《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口述》，第187页）

事实将进一步印证他的结论。当战争一结束，“眼泪突然间又完全堵住了”——“那个时候，”肖斯塔科维奇说，“我把我的许多作品放进书桌的抽屉，搁了很久。”阿赫玛托娃呢，自然，她的诗歌重又难见天日。并且，她还将遭遇新一轮更为严酷的迫害。

“我知道我要大难临头”

1946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一个特别决议：撤销《列宁格勒》杂志并改组《星》杂志编辑部。

这两种杂志的罪名如下：“为左琴科卑鄙下流、诽谤污蔑的言论和阿赫玛托娃空泛无物、不问政治的诗作提供了场所”；领导者出于个人的交情使“这种与苏联文艺格格不入的、无所事事、不问政治的低级趣味蒙混入杂志”；更严重的是“滋养了不符合苏联人民的、向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卑躬屈膝的情绪”。

决议创作了两幅文学肖像，或者引用他们的术语说——描绘了两幅“嘴脸”。左琴科的“嘴脸“是：专门鼓吹庸俗腐朽、粗俗下流、不问政治、欺辱借此混淆青少年的视听，戕害他们的意识。左琴科是一个卑鄙下流的中伤者和藐视主义的说教者；至于阿赫玛托娃：她的诗停滞在资产阶级——贵族唯美派和颓废派的立场上，——“为了艺术而艺术“，不愿与人民走在一起。她是敌对人们的、空虚庸俗诗的代表。

日丹诺夫奉命阐释这份决议。他的粗俗谩骂使得极其公式化语调的历史文件走了样。比如，他对与会者说，左琴科是被《布尔什维克》杂志当众揭出的一个谤书作者、流氓渣滓。至于阿赫玛托娃，在他的口中，则集荡妇和修女于一身——她“在小客厅和祈祷室里瞎折腾”。最后，日丹诺夫干脆以布尔什维克的直率把阿赫玛托娃的诗断言为：“废品”。

人们清楚了：战争虽然胜利结束了，但变化却丝毫没有。

三十年的指示，几十年完善的残酷术语深刻印在所有人的记忆中。从“非苏联”到“反苏联”，从“异己的格格不入”到“敌对”，从“向西方卑躬屈膝”到“为外国情报机关效劳”——简言之——从“妖言惑众者”到“人民的敌人”——这些充满阶级味道的术语俯手可拾。而“组织”这个词干脆就像射向脑后的枪弹……看到日丹诺夫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报告，人们悄声地相互询问：“怎么样了？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还自由吗？”

但无论日丹诺夫的谩骂多么不堪入耳，给他们那代人造成大恐怖的还不是这类的谩骂。

“我们是计划经济。几乎每个共和国都能发现自己的小淫妇、小谤书作者。”丘科夫斯卡娅一语道破这背后荒诞但异常可怖的事实，“于是如同1937—1938年，每个工矿企业，每个苏联机关，无论工厂、医院或邮局，都有义务揭露工作人员在党组织鼻子底下（当然是丧失应有警惕性的）搞肮脏勾当的哪怕一个破坏分子、间谍分子拉去屠宰；1946—1947年每个文学组织（无论作协分会、出版社或杂志编辑部）都有义务在工作人员中发现并揭批两到三个与苏联人民为敌的文学家。”（《阿赫玛托娃札记（二）·诗的蒙难》，第4页）

不过，这次迫害阿赫玛托娃似乎有点不太好办，因为战争期间一不小心承认了她是“爱国者”。过去她可是永世不得翻身的“纯粹的室内资本主义女诗人”，只写自己的那些微不足道的爱情苦痛。但是伟大的卫国战争，突然唤醒了她的爱国主义良知。而被他们称赞过的《光荣的事业有了光荣的开端》、《胜利站在我们的门外》等诗，也不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她的“爱国主义”。《勇气》一诗还登载在了1942年3月8日的《真理报》——而不是别的报上。

不过，“组织”的一纸决议足以将此一切推翻。他们完全能够找到“证据”——比如通过篡改、曲解诗歌的词句和创作日期——来证实，阿赫玛托娃一直在所有时期——甚至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也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漠不关心。

于是，1946年9月14日的《列宁格勒真理报》上，在题为《毒害人民的异己诗》一文中，塔玛拉·特里福诺娃大胆地把阿赫玛托娃创作于1941年的诗：“啊，世上可曾有我所熟识的，/如同这水中尖顶的辉光和反光”篡改为“1942年”——在列宁格勒被封锁，四周炮弹轰鸣，硝烟四起，人们忍饥挨饿、流血牺牲之时，阿赫玛托娃，却还在城市里漫步游荡，欣赏运河水里金色尖顶的倒影。这不是对人民同胞命运的冷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