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这背后有着一整套象征主义理论。不是因为在对待诗歌写作方面我都是有意识地接受象征主义理论的指导，而是因为我同情可能模糊地当得起这个标签的一整套老生常谈的混合物，从兰波的把元音当作颜色、把诗当作声音的点金术的观念到叶芝的把艺术作品当作“专横的意象”的观念。我觉得意象主义的风格教条与象征主义的审美原则同样具有吸引力：表现一种意象，“一种在某个瞬间的理智与情感的混合体”。我认为要讲授一个以艾略特和叶芝为重点的传统的英国文学课程，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在实践中，你仍通过你自己的实际经验继续写你认为成功的诗。你照着自己的想法生存下来，并不借助于理论的确定，而是借助于对某些满足的时刻的信任，你直觉地知道它们是扩展的时刻。你通过上一首诗的造访而得到证实，又受到下一首诗的躲避的威胁。最美妙的时刻是当你的头脑仿佛要爆炸，词句和意象冲出它们自身的和谐进入了漩涡的时候。我有一次曾遇到过这种时刻。那是在就寝时，“我们没有草原”这行诗飘进了我的头脑，散落成许多构成《泥炭沼地》一诗，即《通向黑暗之门》中最后一首诗的意象。
我曾朦胧地希望写一首关于泥炭沼的诗，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片对我有着奇特的慰藉作用的风景，对它的联想可以追朔到我早期的童年时代。我们过去常听说泥炭沼黄油——在泥炭下保存多年依然新鲜的黄油，我还在小学读书的时候，人们从附近的泥炭沼里找到了一具大麋鹿的骨架，我的几个邻居设法把它的角枝横斜的照片登在了报纸上。因此我开始把泥炭沼看作是这片风景的记忆，或是牢记发生在其中和降临到它头上的一切的风景。事实上，如果你到都柏林国家博物馆去看看，你就会明白爱尔兰最珍贵的物质遗产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泥炭沼中发现的”。而且，因为记忆是为我提供我自己的诗之最初胎动的机构，所以我有一种试探性的尚未实现的需求，就是要在记忆与泥炭沼地，以及——由于缺少一个更恰当的词，就说——我们的民族意识之间制造一种和谐。在“我们没有草原……”之后，记忆全然放任了自己——但我们有泥炭沼。
当时我正在贝尔法斯特的女王大学教授现代文学，我阅读了在美国意识中作为重要神话的边疆及西部作品，因此我提出了——或毋宁说是确定了——泥炭沼，把它作为相应的爱尔兰神话。次日清晨，经过了一夜的兴奋不眠之后，我飞快地把它写了下来，并在未定稿前逐行进行修改。
我们沿有草原/可在黄昏时切割一轮大太阳——/日光处处对/入侵的地平线退让，//总是被迫入一个水池的/独眼。我们没有遮拦的乡土/是在旭日和夕阳之间/不断硬结的泥沼。//他们从泥炭中/掘出爱尔兰大角鹿的骨架，立起来/像一只盛满空气的大筐。//一百多年前/沉入泥下的奶油/挖出来依然又咸又白。/这片土地自身便是块柔软、黑色的奶油//在人们脚下融化、敞开，亿万年来/错过着它最终的定义。/他们永远不会在此挖到煤，//只有浸在水中的巨杉/树干，柔软得像纸浆。/我们的拓荒者们不断地/向里、向下进击，//他们每掀起一层，/上面都好像以前曾有人居住过。/沼眼也许是大西洋的涌漏处。/那潮湿的中心深不见底。
同样，一如《挖掘》中的情形，这里萌生的冲动也是无意识的。我相信产生这首关于记忆的诗的是潜藏在记忆最底层的东西，是在写成它仅几个月之后我将之与此诗相联系的东西，即年长的人们对我们走进沼地面发出的警告。他们担心我们在古老的作业中会掉进泥潭，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也相信了他们)沼泽眼深不见底。其实他们——或者说我——几乎不知道我会把它偷来放在诗集的最后一行。
在那本书里还有一首写于1966年的题为《清教徒安魂曲》的诗，当时爱尔兰的大部分诗人都在为庆祝1916年起义50周年而加紧工作。作为典型，我想我回溯得更远。1916年是1798年播下的种子的收获，当时革命共和理想和慢族感情并入爱尔兰共和主义纲领以及1798年起义本身之中——没有成功，被残酷地镇压了。这首诗的开头与结尾都用了一个复活的意象，这个意象是以起义者被埋葬在公墓后不久，这些坟墓开始萌发出大麦的幼苗这个事实为基础的，这大麦苗是从“清教徒们”装在衣袋里在游行的时候吃的大麦粒里长出的。其中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在解放之年撒下的暴力反抗的种子已经在叶芝所谓的1916年“真正的玫瑰树上”开花了。当时我并没有料到最初在新教徒自由民与天主教叛逆者之间预兆的谋杀冲突会在1969年夏天，在贝尔法斯特，那本诗集出版两个月后又重新爆发。
从那时起，诗的问题就从简单地获取令人满意的语言图像变为探寻适于我们的境遇的意象和象征了。我并非要随意哀叹市民们竟会感到有义务去互相残杀或为命名的问题——例如是“英国的”还是“爱尔兰的”——而诉诸武力。我也不是指公共庆祝活动、反抗的诅嘤或暴力活动——尽管这类活动未必没有诗意，如果想一想《1916年复活节》的话。我的意思是，我感到绝对有必要去发现一个力场，在其中无须背弃如我所描述的诗的过程和经验就有可能包容人道理性的各个方面，同时允许暴力的宗教强度有其可悲的真确性和复杂性。当我说宗教的时候，我不是简单地考虑派系的划分。在某种程度上，敌意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男神和一个女神的信徒与皈依者之间的斗争。有一个土生土长的地方守护神，一个全岛的保护神——称她为爱尔兰母亲，胡里汉的凯瑟琳，可怜的老妇人，掸·范·华什特，什么都可以——她的统治地位暂时被一个新的男性崇拜所篡夺和侵犯。这一崇拜的鼻祖是克伦威尔、奥兰治的威廉和爱德华·卡森，他们的神性化身于一个居住在伦敦王宫里的国王或皇帝。我们所经历的是地方忠诚与帝国强权之间的斗争在一个外省的遗绪。
现在我认识到，这个惯用语远离不可知的经济利益世界——这个世界的手在“选举产生的代表之间的会谈”的天鹅绒手套里操纵着；也远离权力分享的政治花招，但没有远离施行屠杀的爱尔兰人与北爱尔兰人的心理，没有远离震掉的爱尔兰心理和暗含在爱尔兰天主教徒与北爱尔兰教徒这些术语中的神话。问题永远是“美怎能带着这愤怒祷告呢?”我的回答是：通过提供“合适的逆境象征”。
那些象征有的是我从一本书中找来的，准确地说，这本书是在1969年，屠杀开始的那一年出版的。再次确切地说，书的题目是《泥沼人》。内容主要是关于在夏特兰泥炭沼中发现的男人或女人的保存完好的尸体——裸体的，窒息而死的，或被割断了喉咙的，从铁器时代初期就被埋在泥炭下面。作者P.V.格劳伯令人信服地论述说，有许多这样的人，特别是托伦人，他们的头颅现在保存在阿尔胡斯附近希尔克伯格的一个博物馆里，他们是祭祀母神的牺牲品。母神是大地之神，每年冬天需要新的新郎与之在“圣地”，即泥炭沼里，同床共眠，这样才能保证春天里土地的更新与肥沃。与为胡里汉的凯瑟琳的事业牺牲的爱尔兰政治传统联系起来理解，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野蛮祭仪，而是一原型。这些难忘的牺牲者的照片与过去和现在爱尔兰宗教和政治斗争的漫长祭仪中的暴行的照片在我脑海中混在一起，当我写下此诗时，我有一种全新的感受：恐惧。去朝圣是一种誓愿，当它接近我的时候，我感到——它又一次很快到来了——除非我对我所说的话极端认真，我简直是在为自己招致危险。这首诗叫做《托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