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不要叫我知识分子

2014年03月28日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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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知识分子我是知识人凤凰网文化：今天请到的是王学泰老师，今天主要想讲自然生态下的知识分子。王学秦：我叫知识人，我不爱叫分子，因为分子总是个别的，别打成一个分子，中国就怕出分子，一成了分子，

中国古代社会稳定都是建立在小乱上静态维稳最糟糕

凤凰网文化：宋代甚至是最透明、最开放的一个时期？

王学泰：对。虽然自汉代就有公布朝廷大事的“邸报”的编发，但邸报的制度化、公开化、为更多的关心朝政的人士所知应该说是始于宋代，读宋诗文和宋代笔记，经常可以看到人们对某篇“邸报”所发布事情的议论。宋代由于印刷术的发达，邸报也常常被刷印出售。宋代对文人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的宽松政策（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这些都使得政治透明和开放。

宋代用人方针是“重文轻武”，由于通过科举考试做官的人士往往能够位至通显，甚至左右朝政，这些文人士大夫自觉不自觉就会形成一个相互认同的集团。这个就形成一个文人时代。宋代以前虽然也有文官武官的分别，但在唐代仍然使出将入相，文武之间没有严格的分界。自武则天时期在孔圣人之外又设立一位武圣人（第一位是姜太公），文武日渐分开。宋代又实行抑武扬文政策，文武成了士人判然不同两个路途。当掌权的官员，办事的官员大多数是科举制度出身的，久而久之必然形成一种身份的认同，从而不自觉地形成一个群体，对吧？

凤凰网文化：对。

王学泰：这个群体必然跟皇权独断发生冲突。

凤凰网文化：基因就不一样。

王学泰：但宋代皇帝有这么一个明确的意识叫“与士大夫共天下”。这个“共天下”是说皇帝不垄断权力，和士大夫共同掌权。皇帝有了这种自觉意识，那么皇权基本上不会在整体与士大夫发生冲突。宋代最引人注目的冲突是士大夫内部分成各党、各派，但这个冲突是由于政见不同而发生的，不是一派支持皇权专断，一派反对皇权专断。

凤凰网文化：他对自己政权确定和自信，还是说有别的？

王学泰：宋代被视为非常软弱的朝代，但是对内它也有自信，这也体现在频繁发布“皇恩大赦”上。中国自秦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共搞了1900多次大赦，平均这一年多就有一次大赦。凡“大赦”都要标明“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这就意味着监狱门全部打开。统治者不怕那些犯人再出来造事。古代社会就是这样，它有一个生存机制，它的稳定往往就建立在常年不断的各种小型的冲突之上。

凤凰网文化：小冲突造就空间。

王学泰：对，这个就是稳定，应该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静态的维稳是最糟糕的。作为一个统治者，不能关注人们的一举一动，他今吃饭怎么样，喝水的样子不好看你都管。这样一个跟你走的也没有。毛泽东也引古人所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雍正连臣下日常消闲他也要调查，第二天还告诉他，表示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视野之内。看来很精明，其实是一种小智术，并非大智慧。这样的结果不是自己累死就是众叛亲离。所以古人告诫领导者不要“至察”，臣下闹点小乱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稳定就是在跌跌撞撞中实现的。当然古人讲的是统治术；在文明社会，统治者没有权力这样做，因为你不能窥伺他人的隐私。你要“至察”要有法律手续。

凤凰网文化：那么阶层带来的文化上面的一些变革？

王学泰：宋代为什么会出现理学？为什么文人士大夫那么热衷建立学派（先秦之后，宋代是第一个多学派时期）？这与文人士大夫群体的形成有关，文人士大夫的自觉意识的形成，使他们的使命感更为强烈。张载的《西铭》就是这种使命感的强烈表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自孔孟以来很少出现的。

凤凰网文化：就是有社会关怀。

王学泰：一个普通的读书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要发生在六朝时期，准会被视为“放诞”，与喝醉酒刘伶无异。可是在宋代，张载的宣言便有了无数的回响，二程、朱熹都称赞正是因为这个宣言反映了大多文人士大夫心声。

凤凰网文化：光修身是远远不够的？

王学泰：我认为宋代理学的出现与文人士大夫群体形成有关，科举造成了这个群体，这个群体形成后的自觉意识就是理学产生背景。过去太强调他们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有点不符合实际。

凤凰网文化：单打独斗是不行的这个东西？

王学泰：对，这就是自觉意识。我们常常认为一个群体的自觉会把他们团结为一个整体，不一定。文人士大夫多学派的出现正是自觉意识形成的标志。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的价值，才会独立思考，这是思想多元的基础。在北宋就有新党、旧党，有三苏和二程之间的争论，还有关西之学。到了南宋，新党、旧党延续不断，又有金华学派、闽学的发生。

朱熹的出现理学发展有集大成的气势，然而被一些重视事功的人称之为“伪学”，而且互相攻讦都挺厉害，但这不等于他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互相攻讦不等于他们认可皇权可以包揽一切，他们恰恰认为自己应该包揽一切。

凤凰网文化：皇权当时在干吗？

王学泰：看着，或者是做一些评判。但有时候评判也不管用。

中国文化平均200年动荡一次把从前文化消灭殆尽

凤凰网文化：从文人、知识分子角度来说，宋朝是一个开启的好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王学泰：对，可以这么讲。到元朝，统治阶层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一度认为汉人没用，全杀光了得了，中原一带改成草场，以供放牧。古代中国两三千年来，战争主要发生在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一带农业民族之间。北方游牧民族一强大、或者一闹天灾缺吃少喝便越过草原向南用兵以求得生存和发展。

凤凰网文化：地形结构？

王学泰：对，只要北边气候一出问题，一闹灾，羊不够吃了，他们就必然到南边来抢东西。过去许多学者企图用历史经验解决现在的问题，我觉得现在许多社会问题，与古代不同了，那会儿主要还是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争。常说中国边界不在长城，是不在长城，但是修长城干什么？就是为了防止游牧民族对从事农耕的汉族掠夺。

凤凰网文化：还是内比外的困扰更大？

王学泰：南北宋的三百多年几乎都在北方游牧民族虎视眈眈下度过，最后亡于超强的蒙古。蒙古建立了横跨欧亚面积达两三千万平方公里大帝国，蒙古建立的元朝只是这个大帝国的一部分。自秦汉以来由北方或西北游牧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朝代与政权已经非只二三次，但最后皆以作为统治者的游牧民族转变为农业民族并汉化告终。而元朝与这些不同，蒙古人怎么进来，怎么出去，其民族性格、文化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蒙古铁骑打到欧洲黑海沿岸，与多种文化发生冲突、碰撞，也了解了多种文化。为什么蒙古人没汉化呢？第一可能元朝存在的时间短暂，蒙古民族也没有从游牧转化为农耕。其次蒙古统治者西征的过程中接触许多在当时已经发展得颇为完整和精致的文化，如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等。因此，他们统治中原地区之后不会沉浸于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汉族文化之中，他们仅仅把儒家视为一个教派。在宗教上他们更欣赏藏传佛教，直至今日，蒙古与藏传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三，元代把人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金人及原居住在北方的汉人，四等是南人，即原南宋治下的汉人。色目人主要指中亚、西亚一带各民族人，他们较早地被蒙古人征服，有许多人追随蒙人来到中原地区，他们之中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他们在政府中担任各种重要的官职，是朝廷对汉人实施统治的执行者，元朝廷统治集团核心成员许多不懂汉语，根本不可能接受汉文化。官员中色目人对于蒙古统治者的汉化起了屏蔽作用。

凤凰网文化：当时的形态和现在理解的中国的形态差别？

王学泰：不一样，现在中国思想意识形成，应该说完成于两宋。到了宋代儒释道三家基本观念和现今差不多了，社会底层的游民意识也活跃起来，在社会动乱之时，就能一展身手。严复就说现今思想习俗无论好坏都始于宋代。我们常常喜欢称道的唐代和唐代以前与现代关系不大。我在谈到中国治乱轮回时说，中国自秦始皇之后，实际上是从暴君专制到暴民乱治，最后回到新的暴君专制。这个轮回期基本是200年。常常是五十年一小乱，二百年一大乱。每逢大乱，战祸连年，普通百姓，生不如死。每一次大乱人口至少被消灭30%，像东汉之末到西晋统一，载籍人口减少了90%以上。大动乱中把以前积累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消灭殆尽，到了新的朝代再重新开始。因此，说的不好听点儿，中国文化也就200年。

凤凰网文化：为什么一定是200年？

王学泰：200年中社会积累而不能消化的矛盾到了爆炸的临界点。200年中，人口增长（如果太平年月，每隔百年人口就会翻一番、甚至两番），土地不堪其用。因为生活优越，统治阶级人口膨胀得更快，明宗室人口的增长，清代旗人的增加都是明显的例证。我们读明清史，感到很奇怪。这两朝每年的财政收入大约3000、4000千万两银子，怎么能应付全国的庞大财政开支？这两个朝代还有两个财政包袱，明朝是宗室，明初朱元璋儿子儿媳孙子孙女共58人，明万历间增长至15万7千人，这是多少倍？清代是八旗人口的增长也是个例子。土地增长、农业生产率的增长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统治集团人口的增长，与久居统治地位对生活品质要求的增长都要加大对民众的剥削。200年当中基层社会向两极化发展，在遇有天灾人祸，权力进一步干涉经济与社会，往往会弄得不可收拾。

凤凰网文化：他一定是朝向自己的一方。

王学泰：在经济活动中，权力一定向有钱方面倾斜，锦上添花者多，雪中送炭者少。

贪污嫖娼都是人性我强调自然生态下的人

凤凰网文化：这是权力的来路？

王学泰：再说一下为什么200年一大乱。一个新朝在刚刚建立的时候政俭人和，官吏也少《续文献通考》记载：明初内外官员共24683员。现在许多学者用这个数字说明古代官员之少，他们忽略了古代除了朝廷任命的官，还有每个衙门里不可或缺的“吏”和各种各样的“差役”。例如一个县衙门真正属于朝廷任命领俸禄的官一般只有五六个人，包括知县、县丞、主簿、典史等。县衙门中胥吏则大大多于官员。吴思在《血酬定律》谈到中引明代笔记《虞谐志》说

差役之缺（正役）的名义数量已经多于吏员，实际数量还要多出数倍以至数十倍。（明）佚名《虞谐志》中说到了苏州府常熟县的衙役数量：“计常熟皂隶、快手、健步、民壮、马快，共200名。每名四人朋充，号曰‘正身’，每正一二副，号曰‘帮手’。每帮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曰‘伙计’。合之得万余人。是常熟有万余虎狼，横行百里之中，弱肉强食无已时也。凡乡愚良善，亡家亡命，皆由于此。”名义上不过200个编制，实际上竟然有万人，相差50倍，读起来未免骇人听闻，难以置信。但我在清代道光年间人刘衡的记录中看到过类似的佐证。刘衡说，他当四川巴县的知县时，衙门里有7000多名衙役。巴县的正役名额只有70个，名实之间相差100倍。

这些吏胥除了一部分吏有极少的“工食银”外，大多没有正式收入，都是从百姓那里勒索敲诈。正像京剧《女起解》中押送苏三公差崇公道所说的县衙门“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不吃你们打官司的吃谁呀?”这些胥吏的地位虽低，但也是统治集团中的一员，他们人数的激增反映了统治集团迅速膨胀。朱元璋刚打下天下之时，许多官吏缺员，都没人去，因为官员工资低，一个县官才几十两银子，而且搞严刑峻法，对于违法官员惩处特别严酷。可是统治日久，政怠宦成，人亡政息。这一个轮回大约是二百年左右。

凤凰网文化：如果没有机制去制约的话？

王学泰：这是人性问题。我们不说“人性恶”，但也要承认人类这个种群要维持自己的存在，天生就有“卫己”的功能。这个“卫己”首先表现在维持自己这个个体存在的功能上，这就是“食”；其次就是繁殖功能，这就是“色”。“食色”这两项就成为人类种群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功能。近来人们议论扫黄，我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中国男女比例大幅度失调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很难解决。有人说解放初“八大胡同”怎么解决了。那会儿是解决了，但那是面临的什么环境？扫荡完八大胡同后，随之而来是全能政府的出现和政治经济思想的一体化，正是因为有这些条件配合，八大胡同才没有在大陆再现。但全社会和全民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不用我再说了。取消了八大胡同，可以对“性”问题作全方位控制，但不可能彻底消灭它。那会儿把所谓的“性产业”取消了，但性犯罪多了。在监狱里关押大多是性犯罪。人性这东西，这儿缺了它那儿补。最难的就是人性问题，与人性作战无异于堂·吉珂德大战风车。

为什么我就强调自然生态下的知识人，就是让知识人自生性状态下成长，刻意去培养、改造往往费力多而效果下，弄不好还会出现反效果。这与当年孙冶方先生所说的搞经济是“牵牛鼻子还是抬牛腿的”问题。应该尊重人性、人性只能引导，不能强扭；应该尊重社会本身的自生性，社会本身会根据需求容纳各种各样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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