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渡：我们这代人都有病 顾城在撤退时出了问题

80年代对诗歌的狂热属于人类古老宗教情感

凤凰网文化：刚才说到80年代诗歌，人们的那种热情就像现在的明星粉丝一样，能不能讲一讲当时的情况？

唐晓渡：当时其实这个，我想，这其实就是可以讲是人类很古老的一种感情，把自己绝对的那个一种情感，其实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宗教感、来世，但是怎么用这个，宗教感被用在什么方面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作为文革的一代，我们的宗教感是被牵引到对毛主席、对党、对社会主义、对人民的这个热爱。那么其中最具有宗教色彩的当然就是现在被称为个人崇拜，就是毛的感情，在当时是很真实的一种感情，而且那种狂热，比如说你在电影上可以看到的像毛在广场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出现的时候，这不只是红卫兵才有的狂热，你看从建国大典下面人们狂呼的时候的表情和动作、他们形体语言、他们的目光，那是一种狂离的状态，只是说文革把那个推到更极端。在那个时候还是一种比较真实的人类感情，但是到了文革那时候它已经是一种非人类感情了，就是比较极端。但是这种出于对自己，首先是一种需要，是投射出去的，所以对毛的狂热，包括当时对诗歌的狂热，现在对歌星的狂热同样都是一种古老的人类感情的表达，那就是说他热爱到了极致，完全是一种不过脑子、不分析的、一种洪水一样的东西。你想热爱诗的人，都是情感比较极端的人，都是这样的，除了这个直觉的传统--当然和理智的分析那是两回事，和智慧也是俩回事--更接近一些，除了这些东西以外，他感情很饱满，而且会被引向一个极端。

而且我觉得在一个时代结束、一个时代开启的时候，诗歌总是走在最前面的。因为诗歌是这个社会的感官，或者说民族的一个感官，它会最初就感受到很多东西，由诗人表达出来，这个东西是当时很多情况下没有被意识到的东西，那么有人先表达出来，所以他很像一个先知先觉者，那么对先知先觉者的宗教感情是很容易向那个方向去靠拢的。除了这个，我觉得还有巨大的勇气，因为很多人未必没有意识到，只是没有胆量说出来，但是有人说出来了，所以这些东西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当时对诗歌的狂热的热爱，以至崇拜。

在日常生活里面倒还不会那么极端，只能说巨大的热情是现在回头去看，觉得不可企及、不可复制、不可复返。你看我们那时候，我们成夜成夜地谈诗歌问题，不过我想现在年轻人可能也会成夜成夜地讨论足球、讨论流行歌曲，就是没有什么物质上更高的需求。

我们那个时候抽烂烟，我那时还不抽烟，喝烂酒，晚上床上横着睡，五个人横着睡一张大床，基本不睡觉，有时候两三天连续地讨诗歌问题。所以那时候是觉得有一个说法就是把诗歌看成一种替代性的宗教，那么你在当时宗教、信仰受到了严重的摧毁，文革结束以后对毛的那种从怀疑最后到坍塌，可是这个东西还在，这个情感还在，那么它需要一个新的（寄托）。人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能成型的，人是需要一种精神的力量把他建立他的生存形势、生存重心，所以那时候诗歌很大程度上成了大家的生活重心，也成了一种最不成型的方法，在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情况下。

整整一个80年代，诗人很像刻板的民族里面的一小拨波希米亚方式的我们叫诗歌江湖，但实际上是诗人和艺术家独有的说话方式，就是很散漫，而且具有共产主义色彩，就是什么好东西大家分享，走到哪儿就是凭自己的作品就能结交很多朋友，有饭吃有地方住是这样的。在这个背景下会出现你说的那种狂热，比如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评选十大青年诗人，然后出现大家把人抬起来往天上扔，女孩子大声冲台上喊我爱你，然后他在台上就说人们我爱你们，现在只能有在歌星那儿看到，就是这样的，很戏剧化，但是那种感情是真实的，你可以说是迷乱的，但是它是真实的。

凤凰网文化：那顾城有没有受到这种热情？他不是说要反对诗人的个人崇拜。

唐晓渡：反对个人崇拜呢，我觉得是当地特定的语境当中。我不知道如果是大家那样弄顾城，把顾城抬起来往天上扔是什么感觉，也可能顾城本能的会抗拒这个东西，也可能，因为毕竟没有出现这个情节，大家抬的是叶文福也没抬北岛，但是那个场子是要爆棚的感觉，窗子上面站的全是人，那个朗诵的气氛是热气腾腾，台上台下温度非常高。只是说顾城可能觉得对这种方式怎么对待，因为这种方式对于经过文革的人来说确实会造成一种反感，另一方面可能是一种失落感吧，觉得凭什么这么大的好事落到叶文福头上，然后就喊反对个人崇拜，躺在地上。

我的青春期是80年代度过的 北岛他们曾离我很遥远

凤凰网文化：能谈一谈您自己在80年代的青春吗？

唐晓渡：80年代那个时候回头去想，由于诗歌本身的一种热度，我觉得对我来说80年代几乎是不可替代的。我说的是你对诗歌的那种感情，诗人之间彼此的感情、人际关系，然后文化生态，你自己的那种状态，这当然不孤立。比如说在《诗刊》，那个时候编辑部工作方法、工作态度、工作氛围和后来是截然不同的，一方面有很严格的一些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大家对诗歌，比如说我们每个星期都有评刊会，大家都要对这个杂志的问题包括对彼此之间的诗歌倾向、诗歌质量、问题还有技术上的标点符号都会一一的来评点，那个时候整个是这样的。

那我觉得作为我个人来说，好像我的青春期是80年代度过的，现在回头看，当时怎么会有这么巨大的热情，白天要工作，然后晚上基本上都是--当然很多时候是一个人读书，--但是很多是朋友在一起，烟雾缭绕、酒臭扑鼻，然后搞音乐，高谈阔论，很多晚上就像过节一样。我觉得内部的那种成长，它是在这种方式当中--比如说你可以有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也可以比较喧嚣的、比较嘈杂的、众声喧哗的、比较杂乱的，它有特殊的魅力。

因为我来北京，当时到编辑部，从我个人来说当时给自己的对未来的设计，我也很矛盾--因为我一方面自己写诗，一方面我自己喜欢哲学喜欢理论，这是我个人的两个倾向，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应该选择哪条路。来《诗刊》本身是有很多偶然性，恰好《诗刊》当时的主编严成和南京大学--我是南京大学1977级的--他和我们系主任陈白尘，他那时候其实已经不做了，但是他们是当年在延安鲁艺的朋友、同事，所以他就给他（陈白尘）写了封信，就说我现在需要进一个人，这个人需要既写诗又懂理论，后来我们系里面就说是我了，所以是动员我来，否则我是留校的。我那时候是准备考研再回去，继续做我的美学研究，可是我到了北京，一旦转入了这种热流当中，我突然就觉得那种学院式的生活，还有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那些东西一文不值，突然变得非常暗淡、乏味、枯燥，当时大量的新鲜的--当然这个过程不是说我来《诗刊》以后才开始的，实际上是1979年--国外的这些哲学、文学、诗歌都被译介进来了，里面特别有代表性的，如像《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六卷），包括像很多古典的音乐、美术，哲学上弗洛伊德、西方马克思主义、荣格、存在主义等等，在诗歌里面《今天》的出现。我是乘着这股潮流过来的，但是那个时候不在其中，你是做一个读者，就是说它对你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到了北京以后，就是成天和这些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很遥远的人，而且带有某种不可思议色彩的人--比如说当时我第一次读到北岛的这个《回答》、芒克的《天空》，我就觉得他们怎么能这样写诗呢，我们那个时候写诗最有突破性的就是写成马雅可夫斯基那种楼梯诗，大多数情况下还会按郭小川贺敬之半格律体的，四行一节，然后各行押韵，都是这样写的，突然你看到这样的诗，觉得这人挺不可思议的。一看后面的落款，像《回答》是1976年，《天空》1973年，1973年我在干吗呢，我在工厂，我从农村进了工厂，我每天学习《格达纲领批判》，就是在读书班搞批判，有点怀疑，但是自己很快就把它压抑掉，写诗还是写古典诗词呢，如果写了新诗就是写那些豪言壮语，那些政治正确一点诗味都没有的东西，他们怎么就这样写了呢？你是不是觉得这人很神秘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一个人是怎么成长的，这些人用这样的方式写诗确实有，我们这些在外省或者是你不在这个圈子，他们能接触我们接触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