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我的主人公全部牺牲在自己的忠诚里

我被外媒称“红色作家” 是西方在对中国示好

凤凰网文化：继续说说对您的命名。

麦家：其实国外根本没这个概念，国外根本包括《纽约时报》的记者，看到国内报道，就是他感到很吃惊，我文章里面没有写这些，他们为什么会做这种判断？我觉得这里面很简单，就是因为《纽约时报》一直站在基本上和我们意识形态的对立面，那么今天我这个身份，毛邓让我去讲，作协主席，基本上这个体制内的一个主流的作家，代表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个主流价值观的一个作家，至少从身份上来说是毋庸置疑的。那么《纽约时报》今天突然在夸赞这样一个作家，我觉得是可能也是他们觉得是一种示好吧，对中国示好的，对中国主流价值观的一种示好，我觉得这样的报道也无可厚非。

中国的红色作家只有红色没有作家

凤凰网文化：就是把自我消失于这种国家之中，在您的记忆中，您觉得谁是红色作家，或者您的理解和我们课本上学的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您认为现在2014年谁是红色作家？以及他们当然有他们的合理性，以及必须要有这些人。

麦家：红色作家这个词我是特别反感，因为那些代表红色作家的那些人，在我心里当中是敬的，因为是敬的，所以我也不会去提他们，提了以后，也是一种表达对他们的不尊敬的话，本身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怎么说呢，容易引起一些误会。我们中国确实有一些红色作家是这种说法，据我了解或者据我听说的那些红色作家，我觉得他们只有红色，没有作家，只有那种姿态，没有作品，就是去证明他们是一个红色作家。

凤凰网文化：只需要站队就行了。

麦家：对，那对这样的，我觉得我首先我肯定是个作家，我甚至是一个没有颜色的作家。虽然我今天在体制内拿了工资，也获得了一些体制内的比较权威的奖，但这并不能够改变我的一种中性的身份。

像我这种性格上有缺陷的人，当一个作协主席肯定是不合适的，我真的有一些轻度的社交恐惧症，你要在20年前看到我，我肯定会紧张的发抖，现在年纪大了，然后慢慢的等于交流多了，确实也会锻炼出来。但总的来说，我还是不爱抛头露面。

凤凰网文化：会让自己难受吗？就是一方面我不喜欢，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可以去做，因为我不做的话，我会自责或者怎么样，会不会，其实你没有让自己特别舒服感觉。

麦家：我活得就不舒服。

凤凰网文化：但人也不一定都要舒服的活着，肯定的。

麦家：我觉得人生无常苦有常，人活着就是受苦，只不过受苦的方式不一样而已。我可能为我的童年形成的性格受苦，你可能为为你的漂亮在受苦，有的人是个美女，有的人为自己的钱财在受苦，受苦的方式不一样。

写日记是我童年唯一发泄考军校让我改变命运

凤凰网文化：多一样东西，就多一样折磨你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还是说说您说小时候，比如童年大概是什么时候结束的，相对结束的话。

麦家：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结束过我的童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小时候因为没有人爱跟我玩儿，我最后自己找了个朋友，就是写日记。

后来我觉得写日记成为我的一种毛病，我无法克服了，我真的不想写，但是我每天到了时候自然要写。我是到1997年，1997年我做了父亲，我生了孩子，我真的想戒毒一样把它戒掉，从今天开始，你是为人父了，我觉得你要告别自己那种过去了，少年的伤痛也好，少年的阴影也好，你要做一个仪式，就这么强硬的改掉。改掉其实很多东西，也是在写作方面体现了。

凤凰网文化：挺想问问细节的，比如说就是流水帐，还是说会抒情，还是说会不爽，然后在日记里把人骂一遍？哪一种？

麦家：什么样的都有，早年可能骂人的东西更多，就是发泄性的东西更多。

凤凰网文化：大概是什么时候从家乡出来，另外想知道当时您父母或者说是兄弟姐妹有给你帮助吗？

麦家：很简单，我参加高考嘛，我参加高考，因为我是1981年参加高考，我考上了，我选择上军校，很简单，因为我们家庭地位，政治地位特别低下，我也想通过上军校来改变我们家的政治地位，事实上也起到了这个作用，就1981年那个时候，虽然已经是文革已经结束了，但还是余音绕梁的阶段，那么通过我当兵，我到军校，像我们这种家庭，在文革那只有是不可能当兵的，也不可能上学，我确实是某种意义上真是运气好。我是1976上初中，我上了两年初中，但是初中就在我们村庄里办的，每个人都可以上，不管你是狗仔子还是村长的小孩都可以上，因为初中就在家门口。高中就推荐制了，像我们那个班，我们那是两个班，因为我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村庄里面，这个村庄有6000多人，我们那个光我们村里初中就办了两个班，总共98个同学，分甲班、乙班。

那么这98个同学，你省高中，推荐制最多也就三个，那怎么样都轮不到你，30个都轮不到我，可能90个都轮不到我。我运气好的就是我1978年初中毕业，那就是天变了，恢复考试了，包括高中也考试了，那年我们参加，98个人参加中考，考上了五个人，我是考上了，我算是1/5，我上个高中，后来高中三年，1981年毕业，我也考上了大学。那么我当时就为了改变我们家庭的政治地位，我就主动要求上军校。

凤凰网文化：你家人能体会你的这种需求吗？想改变你们的这种地位，以及如果能还原当时场景的话，拿到通知书的时候。

麦家：通知书那当然很兴奋了，那确实是非常刻意的想上军校，不光是我的意志，可能更是大人的意志，某种意义上我是满足了大人，但也是满足了自己。因为那个时候在乡下，这个经济条件也不是那么好，上军校第一不要花钱，第二能够给我们这个家庭包括给我自己，一下子从政治上翻身了，那是很开心的事情，一举双得。

凤凰网文化：所以当时还会写日记，但是具体在部队做什么？我看您的简历也会有，但是您再细讲讲。

麦家：我上的军校，当时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因为它也没告诉我，就知道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去了以后才知道，这是一所培养情报官的秘密学校，那我毕业了以后，自然就分到了相应的岗位去从事军队的很机密的工作。

但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学习写作了，我最早也就是从1983年，我开始写那个小文章，1984年5月份，我在这个我们军区的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小小说，大概也就1000多字的小小说，那个年代文学就是个明星，作家是一个符号，最大的一个明星。那个年代就是大家都在读书，报纸也没像现在那么多，都是从小说里面寻找各种信息。

凤凰网文化：您直接的那种阅读是谁当时？

麦家：当时我看了很多就是国外的一些人的诗集，1983年、1984年的时候我看了很多诗。小说呢就是国外的小说还没有真正的开始阅读。就是那1000多字的小小说，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离开了那个岗位，其实那时候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岗位，但是我们的领导，上级领导在报纸上看到我的小说，他们觉得这个人很有才，年纪那么轻居然就是能够写小说，就把我从业务单位调到机关去写材料，当干事去了，相当于从报社、宣传部，把一个记者调到从报社调到宣传部这样。

凤凰网文化：你还有点儿不乐意？

麦家：其实谈不上不乐意，调到机关去，也是虚荣心挺满足的，但是写小说和写材料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也不会写材料，上去以后，他们也觉得调错人了。调错了人，也不能帮我退回去，反而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写小说。

我的笔下出现过“斯诺登” 我不完全是间谍小说家

凤凰网文化：但是最开始的说说情报这一块儿，您很懂肯定。

麦家：我不懂，我不懂，这个是不能说的，说实话，我确实有一些机密，人家说我是间谍小说家，我说我不是间谍小说家，我是间谍的邻居，因为我差一点当了间谍。包括我有大量的同学，至今还在从事相应的工作，我对这个行业相对一般作家来说，我是比较了解的，但是这种了解我不能说，包括我的小说，人家说因为你在那个岗位，有那段经历，所以你能写那个小说，当然是如果没这段经历，我确实无法写小说，但是我写的也不是我的经历，因为我的经历，我在那个单位听到的、看到的任何事情，都不能对外说，说了以后，意味着你要判死刑。

凤凰网文化：为这事琢磨吗？因为好作家他没有这种权限去写，当然你也会有这种职业感不能写，但还是会折磨。

麦家：这个也谈不上折磨，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禁忌的，我也经常面对西方媒体，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我觉得他们还是带着一种窥探的欲望，挑逗你，希望你来指责这个国家的审查。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禁忌，尤其涉及到国家机密的时候，大家就是尽量的就是说缩小你的写作的自由度，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斯诺登出来以后，美国不也是勃然大怒是不是？美国也不能骂他卖国贼。

凤凰网文化：这个新闻点也是《纽约时报》给您归纳进去的吗？

麦家：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事实，我觉得一般的人都会归纳进去，我就是说我的小说如果说是要在，如果我的斯诺登要再早十年冒出这么一个人来，我的小说可能早十年就被更多的媒体会关注，因为他们确实是同一种人，他们从事的是一样的职业，就是在监听或者侦听他国或者他人隐私，其实这是公开的秘密。中国有，美国有，英国也有，日本也有，而且不只是现在才有，早就有了。当有这样的科技的时候，它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