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思对话凤凰网《年代访》文字实录

很多大学老师挣扎在蚁族和工蜂的过渡段

凤凰网文化：在您的调查过程当中，包括你个人作为也是一名青年的高校老师，这个人群他们像您刚才所说大众不太理解他们所面临的生存困境，那他们的生存困境究竟在哪些地方？您个人有没有跟他们一样感受过这些困境？

廉思：应该说一个老师他到大学里边当老师，博士毕业从大学过来，到这个校门里来，这是我们一个现在通常的状况，应该说还是面临着挺多挺多的困惑，比如说他正处于人生的上升期，生活的压力比较大，本身现在社会，这个大学它现在跟社会的连接越来越紧密，它也不是完全封闭的，而且由于随着我们高校的这种产业化，高校现在普遍不能解决老师的一些福利、住房什么的，都要通过社会自己去购买等等等等，所以老师本身又处于一种他自己要上有老、下有小，结婚生子跟社会上的青年是一样的。

更重要的是他从事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生产过程，就是知识生产，知识生产往往是需要较长的积累期，它必须让你安静下去，它不像生产商品是一个快捷的东西，它必须是一个长期的积累，包括他的教学，他的育人，他的产品是人，高等教育的产品是人，这个人也是要一个很长时间才能看出来，起码要四到五年一个周期，所以这样的话社会的整个大环境和我们高校的这种小环境使得我们青年老师应该说现在面临越来越多的生活和生存方面的压力，所以其实我们在深访中也碰到一些老师，比如说我们碰到一个政法大学的一个老师也是，他在外面去教书，去挣钱，他死活不去，他就一直坚守自己看着书，做学问写东西，结果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有一次司法考试课不能去了，让他帮着带了一下，他带了一天，给他七八千块钱，他觉得一下子挣的不少。

凤凰网文化：这可能是一个刚进学校工作没多长时间，一个助教或讲师的一个月的工资。

廉思：到不了，我们刚到大学的时候一般的平均工资是三、四千左右，这是一般的工资，就讲师的话很多都是刚到学校其实就是这样，副教授可能拿得到七八千，那可能是有的，但是还得看个人的，可能跟个人的这种项目能力、运作能力还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一看这样他就犹豫了，他就觉得打电话给那同学，说以后还有这种班你还让我去讲，那同学就急了，就跟他说你是我们班当中唯一一个现在还坚持做学术，还有学术抱负学术理想的人，你要是都去看重钱那我们真觉得学术界没希望了，但那个老师跟我说，他说廉老师，那你说我也不能不活啊，我也有家，我也有孩子，你说你天天让我崇高，现在开玩笑说人有理想都是你才有理想呢，你全家都有理想，都这个话。

所以就说他也面临很多很多的困惑，到外面去做兼职，你做兼职耽误的时间肯定会影响你校内的教学，校内的科研的状况等等，包括我们的这样的现在的一些科研的评价机制，我们觉得都要值得探讨。因为我们年年都要考核，我们现在的各大学晋升制度，因为对于大学青年老师来讲，他晋升主要就是在乎的不是官职，而是他的职称，比如讲师、副教授和教授，这样的衡量标准们说往往目前面临的就是重科研、轻教学的状况，科研为什么好重视，因为它可量化，教学是个良心活，不好量化，尤其我们的大学教育又没有高考的指挥棒在，你说高中它是有一个高考指挥棒，你教得好教不好，它会体现在考试上，体现在学生的成绩上，这是最根本的，大学不是，因为它没有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东西，当然统一的东西也未必统一起来就好，但是由于这样的话其实老师很多时候因为是个良心活，就是教好教不好它不好衡量，但是科研是可衡量的，就是因为要量化、要发文章，每年都要发，不发不行，因为校也是GDP，注意，所以导致了目前中国来说很多的状况就是老师一门心思在科研上。

科研上怎么办，对于年轻老师也就相当于你要重科研就必须去找学术期刊，也有说你会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去找杂志上发表，也就说你把你的学术如何评价一个青年老师、一个青年知识分子他的学术能力，把这个裁判权交给了杂志的编辑，而不是学术共同体，杂志的编辑他往往就因为你这个人文章能不能发表，老师们天天就去跑杂志。我们这次调查也显示，我们在全国做了五千多份的一个调查，有超过七成的老师认为人际关系在发表论文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因素，有六成老师认为自己的职称占据重要的因素，有五成以上的老师——因为我们是多选题——认为学校的名气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你好大学就好发，当然人际关系是认为最多的，所以这样的话难免就会出现学术腐败，他一系列问题都会有。

所以我们说其实在我们的访谈里，我们跟一些著名的学者在我们的书里我们也谈到了，其实就是说我们判断一个，假如我们打一个比方，判断一个苹果好不好吃，我们通过它的颜色来判断，颜色实际上是衡量它内在的一个外在的尺度，但是我们中国是这样，中国人是很聪明的，比如说要考英语那他会去专门上培训班，把英语某一方面的能力得到极大强化，当极大强化以后，其实他上的色可能很好看，但里面是没东西的，也就是说你的外在标准和内在是切开了，没有关联性，原来是有关联性的，颜色好就好吃，但当你着重把它上了色以后，外在和内在的联系就被切断了。对于青年老师也是一样，你不让我发文章嘛，用文章来考核我，那好办了，我就找关系发，一年我完成三篇都是高质量的，文章的内容我不管，我就去找关系，我去想办法，结果就造成了，而且开始觉得说国内的文章不行了，我们就在国际发表，好了，大家又去到国外找关系，后来说国际刊物后来发现也有不好的，也有水的，那怎么办，现在好多国际刊物开始知道中国有这个毛病，也开始收费，那怎么办，看影响引子，看这个刊物的杂志的影响引子，看你的文章影响引子，那怎么办，那我就自己引自己，把自己的文章多引几次，把影响引子抬高，你的文章影响力很大，后来一发现自引也不行，那咱们互相引，我引你的，你引我的，中国的容量足够大，学者足够多，互相引也没事。

中国很精于这种东西的。所以你这样的话就大家不会往正常的方面再去做学术上去下功夫，而是把心思都花在这些方面，就导致了学术风气、整个的学术道德存在一些令人堪忧的状况，所以你加速了这样的知识的周期，就你把知识的周期完全给缩短了，每年都发文章，其实在美国来说，美国之前也严重存在这样的问题，后来美国及时调整了，美国也不是完全的按照学术科研的量来算的，这样完全按照科研的量是会存在问题的，最终就导致了你只剩下雕虫小技，出不了学术大师，大家都是每天一有点想法就写，一有点想法就写，没有沉淀，没有积累。

所以研究我们说就跟那个投行一样，做学术做知识的创造就跟投行一样，一定要，就是有一百项，能够有一、两项成功，那成功率就很高的了，你不能指着每项都成功。现在我们中国的调查就是每一项研究都有结果，每一项都是成功的，不允许失败，那怎么行呢？最后如果你这个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如果你这个项目之前你肯定能研究出来，说明收益肯定是零。所以就是说我们能发现大家都关注在这些方面，而没有把东西研究的点放在知识本身，芝加哥大学让那个做线虫那个人去研究，给了他五年的时间他做出来了，在中国可能吗，如果你五年不发文章，我不太清楚有多少学校会容忍一个学者五年。

当然这样用完全的科研去考核，其实我的一个主要核心观点就是它会制止住有10%的最不敢科研的人，因为确实有10%的人可能什么也不写，但是你同时也阉割了也阻断了那前10%有自由思想的人，你倒是把后10%的人给堵住了，大家都得发，不发年终考核过不了，但是你前10%是真有大不同的，他想踏踏实实研究的，你也给他封了，最后大家都剩下那中间的80%，而且80%最后趋同趋同就成了50%了，就是很平庸了，而我们确实需要的知识是最棒的最牛逼的知识，真正有大才的人他是不受约束的。

所以高校能不能给他一个宽容的环境，不用这种唯GDP，不用这种唯数量的东西来考核他，我觉得是特别重要，但是在目前，我们说全国的这样的高校都存有这样的立法，其实很难做到，因为现在对于青年人他的压力在于非升即走这个政策，就是你三年或者四年内，有的学校就这么规定，比如五年以内，给你两次晋升副教授的机会，你晋升不上你就走人，必须逼的你五年内要充分的发文章，马上发文章，转化，发文章你自己是会有压力会有动力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青年老师他是很难有，应该说很多人很难有很安静的心踏实去做这个研究工作的。所以大家的面临的这样的生活的压力，外面做兼职去跑课题也是常事。

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讲，其实更重要的是开玩笑的说，我做蚁族的时候是比较难的，那时候需要垫钱去做，我现在应该说经贸大学给我的氛围很好，比较宽容对我，你看我这个研究是社会学，在经贸大学并不是一个主流学科，我们学校是以经管文法为主的，我是个社会学的稍微偏一点，但是学校还让我在这发展得很好，这其实我还是挺不错的，确实说它能给你一个空间，它允许你这个学科存在，让你根据你自己的兴趣去选择，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就说我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但是我知道很多青年老师还在挣扎在这个蚁族和工蜂的这个过渡段，还到不了工蜂，可能还在蚁族这个里头还在拼搏。

凤凰网文化：就是说工蜂和蚁族这两个群体他是有重叠的？

廉思：对，很多老师刚到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蚁族，只不过当然很多人说你这个聚的地方不一样，打个比方，你是在唐家岭聚的，也可能你是在清华东门聚的、北大西门聚的，你或者在学院路聚的，那都不一样，那都是高校聚集区的，大学老师在的地方，他聚的地方不一样。结果几年可能是一个工蜂，有一定的知识资本了，评上一个讲师或者评上一个副教授了，这是工蜂。但是当你真正成为那种蜂王，蜂王就是大Boss，你不觉得在高校里管老板叫Boss，给你发钱，能拉课题的那还是有很大差距的，真正我们中国的科研评价体制还有意思，有的时候他们开玩笑说大课题不如小课题民主，小课题反而很民主，所以青年老师往往是小课题，费心思去写去弄，下大功夫，当然这对他们的成长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很多老师其实心思花在了写标书上，而没有把心思花在真正知识的创造上，这样的形式上的东西太多。

其实我们采取的一种方式就是其实我们觉得倒不一定非要按项目的方式来奖励，应该按照成果的方式来奖励，就是我们不按项目投，但是我们评好的成果，成果我们来重奖，这样看你最终的成果来衡量，你按项目来衡量很有可能成为，好多项目现在就是这样，我们中了标以后又虎头蛇尾，做的又很次，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其实看到我们的青年老师这样的这种生活状态和精神状况我们觉得我们有必要写这么一本书来反映他们的这种生活。应该说青年老师我们也能感觉到很多老师还是有负，有理想的，毕竟你想一个人从幼儿园学到博士，好多老师还博士后毕业，那你从六岁学到30岁，博士后也快30了，一共学了20多年了，我就从幼儿园直接学到博士后的，应该说还是有些情怀的，还想对这个社会有认识，但是如何发挥出他们的这种才智呢，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把他们对这种社会的期许，尤其知识分子更是这样，他们对国家的理解不像公务员，或者连媒体记者都不如，因为媒体记者和公务员他们更有可能接触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国家的基本制度，但是老师他平时接触不到，他接触更多的是学校的制度、科研的制度、教学的制度、管理的制度，这些具体的制度其实在他的生活中就构成了他对国家对社会认识的主要渠道，他对社会的、国家的认识就是通过我接触你校长、我接触你书记、我接触院长、我接触院里面的行政老师报销的那个人他给我的认识，他难为我我就觉得这个国家难为我，他又不像公务员天天替国家草拟重大的政策，那就能更有通盘的考虑。

而且很多的青年老师不像原来了，大多是从校门到校门，很多年轻老师还有海归的背景，海归现在回来的越来越多，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的认识跟国外并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很长时间在国外读完博士相对有六、七年的，甚至有的时候在国外读完硕士加起来得快十年的时间在国外，他们对中国的理解也不同。所以我觉得应该一方面就我们一些制度的调整，另一方面其实我们应该增加青年老师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和认识，让他认识到有些问题不是必然的，是有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我们中国把200年的历程压缩到30年内来实现，它有些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是可以跨越的，但是社会问题就很难跨越，这也是需要让我们青年老师有认识的，所以他们有时候给学生们去讲课的时候，可能就会避免一些特别理想主义的、特别乌托邦倾向的一些东西，给学生一些更加现实的，或者是更加合理的一些引导，这也是我说一个问题我们要分两面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