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向时代妥协的屈原：物欲横流中以生命坚守道义

2012年06月21日 11:59
来源：三峡大学学报 作者：吴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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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知识分子品格还表现在德性与知性的统一，德性与创造性的统一。众所周知，自孔子以后，“华夷之辨”就被视为“春秋大义”，成为儒家思想体系和人文传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南方在中国古代并非仅仅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在相对发达的中原文化(华夏文化)眼里，更多时候南方与原始、野蛮、不开化等观念相联系，南方民族被视为蛮夷，历来是朝廷惩罚、贬谪政治上失意者的流放迁徙地。

事实上南方有着迥异于北方的地貌、气候与生态特征，由于历史与地理环境的殊异，南方文化有着不同于北方中原文化的独具气质，与北方文化务实功利的价值取向不同，而是素来标举革新和反叛意识，有着重视创造力、想象和幻想的传统。如果说北方文化老成持重，富有理性，南方文化则充满儿童般的活泼想象力。“南人想象力之丰富，胜于北人远甚……以我中国论，则南方之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则南人之富于想象，亦自然之势也。此南方文学中诗歌的特质之优于北方文学者也。”[3]

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里正确地指出这种独异的个性，并以为这种南方文化独异之处最典型而全面地反映在《楚辞》中。直言之，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诗歌文学，不仅奠定了我国政治抒情诗的光辉起点，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而且使南方文化的地位在较高的基点上得以凸现，大大丰富了南方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文化创造是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用现代观点来看，促进知识的创新，增强人类文化的积累，推动文明的进步，这是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和题中应有之义。自屈原始，中国文学才正式进入文人创作的时代，其开创的楚辞体诗歌作品和北方的《诗经》被认为是南、北文化的典型代表，不失为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

屈原将神话传说、历史人物、自然现象融为一体，怪诞奇异的场景，飘忽迷离的氛围，时空腾越的想象，再加上象征的神秘，比喻的深切，色彩的浓艳，形象的奇特瑰伟，编织出了一个激情飞扬、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和情绪冲击力的艺术世界。在《天问》中屈原连续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涉及到天地万物、人神史话、政治哲学、伦理道德诸多层面，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深层探寻和追问中，显示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价值，诗中所提出的关于天体宇宙构成等问题即便在今天仍然有着探讨的意义。

屈原虽然是一个热烈、浪漫的诗人，却又富有相当的理性意识，对自然规律有着热切的探索精神，故而郭沫若说：“这可表明屈原并不是经常以诗人的幻想对待自然现象，而有时是以科学家的态度进行真理的探索”[4]。

四

屈原始而被楚王疏远，继而被流放江南，远离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对于一个积极入世、品性高洁和刚健有为的人而言不啻一次致命打击。屈原的意志可以承受一切屈辱和诬陷，凭藉傲岸的人格而对政治迫害不屑一顾，却没有什么比把他抛出生活的轨道、根本无视其存在更令他心痛。这便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也曾指出，就知识分子而言，迫害比漠视更好受。

在郢都时，屈原虽然必须迎对朋党小人们的诽谤、人身攻击和政治陷害，甚至他的政治地位也岌岌可危，但他始终是处于政治舞台的中央，实现其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仍可能存有一线希望。当被流放到贫瘠而又荒凉的江南之后，他便被彻底地边缘化。由中心而边缘，这对于他精神上的创痛是巨大的。随着最后对楚王的彻底失望，郢都的继而沦陷，屈原也一步步地走向了绝望的边缘。然而在漫长的流亡生涯中，出师未捷、壮志未酬之憾始终使屈原难以释怀，他不能认同这种屈辱的命运安排，相反要紧紧地扼住命运的咽喉来抵抗绝望，从孤独和苦难中，从绝望的边缘来拯救自己的灵魂。屈原反抗绝望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以诗言志，二是以死明志。

“艺术就是反抗”，马尔库塞赋予了艺术和审美一种政治性的革命和造反功能，他以为艺术是用“被压迫者的语言”去“抗议和拒绝现实社会”[5]，因而，革命与抗拒才是艺术的本质，艺术最终是以一个虚幻的世界来疏离和超越现实，使反抗主体获得了再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屈原作为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批判精神和不可调和的抗争性，更集中更准确地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之中。在屈原后期的诗歌创作中，他以艺术的形式(政治抒情诗)来控诉现实政治的黑暗，批判楚王的无道和昏庸，抒发心中的愤懑和理想，既有对高远理想境界的热烈追寻，又有对丑恶现实的深刻悲哀。《离骚》正是这样一部抒愤之作。

一如陆游所说的，“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司马迁认为《离骚》是写离愁之恨，故而又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在《离骚》中对当时贵族统治集团的苟且偷安、没落腐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展示了自己坚定的信念和对崇高道德理想的追求，诗歌成为了诅咒黑暗、宣泄积郁和痛苦的通道，成为超越现实、拥抱理想的特殊方式。换言之，屈原暂时在诗中找到了灵魂的栖居地和精神的避难所。

在他的自由体诗歌中，问天问地问祖先，上下求索犹未悔，诉说自己的委曲和愤激，控诉世间魑魅魍魉。可以肯定地说，屈原从情绪饱满的诗行里，在自伤自悼的痛苦悲悯中，获得了一种崇高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不仅使他内心深处生发出了难以抑制的悲怆和激情，从而拥有了对社会现实与个体生命存在的深刻顿悟，更在于诱发着生命主体强烈的献身冲动，激励着体验者为了崇高的目标去负载一切痛苦与磨难。屈原的诗是一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寂世界，诗人似乎承受了人世间全部的苦难和疑惑，仿佛在替全人类思考、代整个世界受难。或许正是如此，诗人的诗歌与人格才具有震烁古今的强大力量，穿越了时空的局囿，照亮了历史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