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向时代妥协的屈原：物欲横流中以生命坚守道义

2012年06月21日 11:59
来源：三峡大学学报 作者：吴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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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当下全球性的知识分子反思语境里来认识屈原，无疑是推动和深化屈原研究的一个新的视阈。本文从以道抗势、德性与创造性的统一、反抗绝望等角度，对屈原的知识分子品格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释，揭示了屈原精神人格的现代意义，旨在达到更准确地评价屈原的目的。

本文摘自《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04期作者：吴卫华原题为：文化创造与反抗绝望——屈原的知识分子品格谫议

一

怎样的人才算是知识分子？这无疑是一度时期以来争论得颇为热闹的一个话题。早在1965年美国《时代周刊》(Time，May21，1965)中的一篇论文曾指出，具有博士头衔的人并不足以看作是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也不能与知识分子划上等号。这篇论文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下来企图给知识分子的身份作出描述。其一，知识分子不只是读书多的人，更在于有独立的精神和原创性能力，是一个为追求观念而活着的人。人云亦云的读书人，只是一个活书柜而已，最终难以掩盖心灵上的缺陷。其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社会的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怀疑者和反对者，敢于对流行的时尚、现有的风俗习惯和人们在无意之间认定的价值产生怀疑和予以抨击。

后来也有很多人从不同角度试图对知识分子进行准确的评说和界定，如维斯(PaulWeiss)提出，知识分子是没有团体、也没有朋友的人，赫钦士(RobertHutchins)认为知识分子是以把真理当作毕生追求的人。如果运用上述标准来审视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即便是在世界范围里也并不多见。因为像苏格拉底式的知识分子，只是对自己的思想和观念负责，根本无暇顾及他人的好恶和情绪反应，往往为追求真理而不得不与整个时代相背叛和对抗。如此以来，作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备尝艰辛和冷落，有时还得付出惨重的代价的，甚至是整个的生命的代价。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概念来自于西方，其语用学上的意义往往与强烈的道德、现实批判精神相联系，与对主流社会及其文化的疏离感相一致。知识分子的概念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其标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性。

然而，对于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品格和内涵，人们形成了一种大致的共识：知识分子以批判社会为职志，以独立的身份、凭藉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现实和人类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与积极参与意识。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将知性与德性相统一，不仅担负着传承人类文化的庄严使命，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甚至是超越时代之上的先进的社会意识、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一般人认为，知识分子的出现是建立在两个突破的基础上，首先是文字的突破，即文字与掌握文字的人的出现；其次是哲学的突破，人们已开始有系统地追寻关于存在的基本问题，对现实世界产生了一种超越性的反省[1]。

如果从这两方面考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已经出现了早期的知识分子，初民社会的“巫师”，殷商时代的“卜人”，周朝的各种“史”，都可看作是知识分子的雏型。中国古代的“士”，就精神层面而言，大体接近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由于其中不少人依附于皇权体制，寄生性地位使他们又普遍缺乏独立自由思想和更为强烈的反省批判意识，而与现代意义上的一般知识分子的内涵有所区别。

对于屈原的认识和评价历来是聚讼纷纭，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屈原。古典时期的屈原，一方面因其“不合适宜”与“不守本份”而受到了正统史学家的排斥，另一方面在民间特别是在士林阶层，千百年来却普遍地被视为一个道德、人格完善的典范。二十世纪波诡云谲的时代变迁更是极大地影响着屈原的接受史。

在五四前后，激进知识分子注重的是屈原在政治上的毫不妥协的抗争意识，对个体情感的高度关注，亦即其反叛既定秩序的革命精神。同时，也有一些人如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在南、北文化的区别中来确立屈原在文化史构成中的地位，从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的角度认识其价值。三、四十年代屈原的形象，被定位为一个“人民的诗人”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闻一多曾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中，只有屈原最坚定地站在人民的一边，为民请命并得到了人民的崇敬和拥戴。

郭沫若认为屈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一个“革命性的革命诗人”。在五幕历史剧《屈原》中，史剧家从把握历史精神、超越具体历史事实的独特历史意识出发，使屈原成为了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诗人政治家，促进民族与国家的统一、捍卫人民生存权利的时代精英。秦在历史书籍和文艺作品里大都被描述为一个野蛮的民族，在抗日战争乃至新中国建立之初，文艺创作里的屈原的斗争对象是秦这一“民族敌人”和楚国国内阶级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