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向时代妥协的屈原：物欲横流中以生命坚守道义

2012年06月21日 11:59
来源：三峡大学学报 作者：吴卫华

字号:T|T

0人参与0条主评论 0条评论0条总评论 打印 转发

三

屈原二十岁应楚怀王之召走上仕途至暮年自沉，其间四十余年时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朝庭为官时期，屈原作为一名被有机化的皇权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和立法者，处于社会政治的中心，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家意识形态；其二是被朝庭流放江南时期，屈原由体制内而体制外，嬗变为一个波希米亚式的流浪知识分子和行咏诗人。

在前期，屈原属于统治集团体制内的组成部分并被有机化，就在于楚国的强盛与他的人格理想、社会理想是一致的，对楚王的忠心与对国家的忠诚是一体的。再说，他必须依赖君王的权力才能实现“美政”理想。即便如此，他仍然是“正道直行”，襟怀坦白，无私而无畏，憎恶乡愿、结党营私与蝇营狗苟。

虽然身为贵族阶级，也必须依附皇权来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亦即依靠势的力量来伸张自己的道，然而在他看来，刚健有为、建功立业与人的道德人格是一体的，在真正的圣人的境界中，人格价值高于生命价值，即孔子所说的“士见危致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政治理想诚然可贵，但人的尊严与道德操守是至高无上的。其思想志趣和情感气质属于较为典型的士林阶层。自周王朝崩溃以降，诸侯割据势力蜂起，到了战国争雄时代，各诸侯国之间争霸天下的斗争剑拔弩张。实现中国的“大一统”的主张是最先由孔子提出的，这种统一是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饱尝了战争之苦的黎民百姓深沉的诉求。

在当时，秦、楚两国在战国七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现天下的统一非秦必楚，非楚必秦。屈原像其他战国策士一样，对于天下大势和历史发展的动向有着清醒的认识，这场统一战争且不说其不言自明的正义性，更在于由此而可以建立一个屈原所向往的像夏禹、商汤、周文王时代天下定于一尊、海内归于一统的国家。因此屈原力主对外联齐抗秦，对内举贤授能、修明法度，以重振楚国雄风。然而，大凡中国历史上改革变法者，每每是中道落马，甚至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秦国的商鞅因变法而遭车裂，楚国的吴起因变法而被肢解的殷鉴不远，屈原毅然奉命草拟《宪令》，同样遭到贵族势力的恶意中伤和残酷迫害。

但即便在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被上官大夫等罗织贪天之功的莫须有罪名，又继而被楚怀王一怒而疏远时，他依然担负起出使齐国、重修齐楚联盟的使命，并劝谏楚王诛杀背信弃义、作恶多端的张仪，阻止楚王与秦王的武关会盟……谏诤历来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重要的功能和品质，而犯颜直谏者常常不免身败名裂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所谓“文死谏”。伍子胥的父亲因为苦谏招致杀身之祸，其本人后来也被吴王赐死后沉尸江中。

微子、箕子、比干都是生活在商纣王时期的王室宗亲，无不由于谏诤而获罪，箕子被投入大狱，微子被迫去国流亡，王子比干竟被开膛破肚。故而屈原在《九章》中曾这样感叹：“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遭殃兮，比干菹醢。”对于政治生活的险恶和可能遭遇的政治迫害屈原显然是有心理准备的，但他绝不愿为避祸患而曲意逢迎，相反是藐视世俗，肆意直言，在做人的准则上永不妥协、永不调和。“宁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离骚》)，足以见得他的人格的高尚和品质的纯正。鲁迅曾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2]这段话对于屈原而言再恰切不过。

放逐时期的屈原不再是皇权体制的一个有机部分，甚至消失在正常的社会生活的视域之外。作为自由的平民知识分子和精神的漂泊者，他以诗歌为武器，傲视权贵，指摘楚王，追慕圣人，张扬自由个性，挥洒不羁才情，政治上的落魄失意以及与权力中心的距离使屈原拥有了一种独具的批判和反思的立场，他性格中的愤激和孤傲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了顶峰。流亡生活使他有可能更无顾忌地痛陈时弊，更无畏地抨击社会政治，更充分地彰显出一个人的独立意识。在楚辞中的《渔夫》里，渔夫以为真正的圣人总是隐世自全、明哲保身，而难以理解屈原为何不愿随波逐流、随遇而安。屈原的回答是“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他对这个充满污秽的世界从根本上持否定态度，故当秦兵攻陷郢都，本已陷入极度失望的屈原惟有死路一条——以死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最后的反抗。

知识分子永远是批判性的，超越时代的思想意识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人格，使作为生命个体的屈原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而处于孤独的困境。但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处身于体制之外，屈原总是以饱满的激情和热切的人文关怀精神去勇敢地直面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他一生除几度使齐以外，即使在官场失意和残酷的政治迫害面前，也始终未离开楚国。有不少论者从奇异个性的角度来解释个中原委未免皮相，其实他的固执与知识分子所重视的赖以立身的品行操守有着更为直接的精神联系。战国时代的诸侯养士成风，所谓“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当时作为知识分子代表的纵横家如苏秦、张仪等，总是以所在国家的最高利益为旨归，他们知识丰富，思维敏捷，既有经天纬地的才能，又善于揣摩当权者的心理与好恶，一旦发现明珠暗投，自己的主张不被采纳，政治理想难以实现时，便会另择明君。总之，纵横家们具有一种利已主义的人格，朝秦暮楚，唯利是图，完全放弃了西周、春秋时代确立的道德立场和做人准则。屈原厌恶同楚国朝廷内的党人群小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也不愿像纵横家那般见风使舵、见利忘义。这正是他的“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古宇？”、“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离骚》)的答案所在。他对楚国和楚地人民有着一种宗教般的殉道情结，他的全部生命与楚国的命运紧紧地维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不失为一个道德的楷模和崇高人格的典范。知识分子的道德内涵首先不是一种话语，而是存在于身体力行的具体实践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