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向时代妥协的屈原：物欲横流中以生命坚守道义

2012年06月21日 11:59
来源：三峡大学学报 作者：吴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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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相当长时期，对屈原的评价多有反复，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个人主义，特立独行的个性和南方空想家、预言家的角色被淡化，或者说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主体意识被漠视。屈原虽然一度和毛泽东分别被描绘是所谓“革命浪漫主义”的先行者和当代最重要的实践者，六十年代中期始，屈原还被普遍地被视为“进步的”法家政治家，新兴地主阶级在反对旧奴隶主贵族统治斗争中的“现实主义”代言人。

然而由于民本思想与阶级分析的观念几乎一直顽固地左右着人们对屈原的理解和接纳，对于他的阶级出身以及对于人民的政治力量的忽视，当时许多人颇有微词，其爱国思想与行为也被予以了重新估价。甚至有人主张把他作为一个适当的消极典型来看待。因为赞扬统治阶级的“清官”，容易掩盖阶级斗争的现实。

八十年代以后，人们重新确认了屈原的爱国主义和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充分挖掘了屈原身上所具有的人格魅力、启蒙价值，注重探讨他的自沉悲剧所昭示出的当代意义。至于当下世界性的知识分子反思语境里，从知识分子品格的维度走近屈原无疑是对屈原认识的一种深化。

屈原是在礼崩乐坏、社会政治大动荡的战国后期登上政治舞台的，在善与恶，美与丑，忠诚与背叛，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过程中，以其道德勇气和价值承担，为中国知识分子优秀传统的形成和精神谱系的确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彰显出了某些重要的现代知识分子固有的精神性特征。在人文精神逐渐衰落，知识分子愈来愈被有机化而丧失了批判的锋芒，知识不再被视为探索真理的武器而是买卖的资本，以及知识分子的“自救”与“救世”成为普遍关注焦点的社会转型时期，在“专家越来越多而知识分子却历史性地消失了”(福柯语)的时代，作为政治斗士和人民诗人的屈原身上所拥有的知识分子精神性特征却被异样显著地凸现出来，其知识分子品格对于当下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建与走出精神困境也不无启示意义。这或许正是屈原能够超越时空，引发当代人强烈情感共鸣的原因所在。

二

屈原无疑是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更是一位政治悲剧人物，遭遇“势”对“道”的挤压和排斥几乎是屈原式以道自重的传统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性困境与悲剧性宿命。众所周知，代表统治阶级权力意志的“势”对于“道”的信持者历来采用的是既利用又排斥的策略。特殊的时代环境，在客观上使春秋战国时期崛起了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群体——士阶层获得了一种重新诠释和界定诗书礼乐的契机与话语权。“士志于道”，其中“道”最先存在于先秦初起的儒、墨、道三大学派之中，概而言之是指士阶层所掌握的文化学术知识的总和。

从具体的历史语境来说，它与礼乐的传统相联系，以重建社会政治秩序为旨归，有着鲜明的人间性格。早期的知识分子大都以道自任，对社会具有超越性的价值关怀和责任感，所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已远乎？”

也正因为如此，古代那些能够超然于角色的局限而自由地思想，从既定的秩序中游离出来并独立地表达个体意识的士，肯定自己对于道的信持，以道自重，注意到道首先是一种内在的道德实践，注重选择内求诸己的路向来“修身立道”。人与动物相区别，不仅在于人能够意识到自身是一种主体性存在，更在于可以通过修身使自己变得尽善尽美，达到人的自我发展的崇高目标和境界。于是理想人格的追求就成为千百年来包括屈原在内的无数仁人志士的庄严使命。

屈原理想人格的楷模是尧、舜、禹、周公这样的圣人，圣人们不仅具有高尚的个人品德，而且“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泛爱天下百姓，追求建功立业，与天地合德，与大道同行。儒家的人生追求可以概括为“内圣外王”，既重视道德价值，又重视刚健有为，将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统一起来，这种理想的人格设计无疑对屈原的影响深远，故有“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离骚》)。

在强调自我人格完善和崇高的道德境界追求的同时，屈原更有着宏图大志，希冀自己能够为楚国和社会竭尽义务，即肩负起“弘道”的历史责任。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天下无道，诸侯们为争雄天下，除武力的比拼较量以外，还必须依赖于道的支撑，对道表现出了迫切的需要性。建立在暴力基础上、作为皇权象征的“势”本身无力承担弘道的责任，君王权贵们治国安邦，需要知识分子及其所代表的道的辅佐，需要知识分子为之提供一整套价值体系和有效的精神支撑。然而知识分子要伸张道义，实现道的理想，在当时君国一体的专制社会，必须仰仗势的地位和影响才能达到目的，于是形成了道与势的需要互补关系。

由此便很容易理解屈原对楚王坚定的忠诚之心和他身上所具有的忠烈人格，而消除历史上许多人对屈原忠诚健康性的质疑。但是势对道的接纳与尊重毕竟是有限的，道与势更多时候却处于矛盾甚至紧张对立状态，自古以来，道与势分庭抗礼的现象并不鲜见，以势制道，用暴力的方式来阻遏道的彰显则更是一种普遍现象。势对道的高压，往往使得许多以道自重的知识分子难免遭遇罹难。屈原的悲剧肇始于这种道与势的冲突。

在楚国，德才兼备的屈原一度处于社会政治的中心，成为贵族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为王者师，为王者佐，屈原实现富国强兵及自己的“美政”理想一度有着广阔的前景。然而楚国的腐朽权贵们，全然不顾恤民生疾苦和国家的安危，嫉贤妒能，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循私枉法，利用楚王的昏聩无能终于使屈原被朝庭疏离。

“众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朋党小人以扬才露已、傲视君王的名义，迫使屈原远离了权力的中心而流亡，把一个既是国家和君王的忠臣，又是代表着社会良心的真正知识分子打入了另册，显然这是作为个体生命的知识分子所不能承受之重。随着势对道的挤压，道的尊严与价值的失落，无道的楚国也敲响了自己亡国的丧钟。屈原的痛苦和精神困境源于他无力以道抗势，无法以一己之力量挽狂澜于既倒，独自去守护道的独立地位和精神价值。屈原的绝望源于势高于道，特别是势以赤裸裸的暴力对道的贬抑和否定。虽然如此，屈原仍然以个体的力量抗衡着如磐的黑暗，为道的庄严性而与势相抗颉，乃至于最后以死来反抗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