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华成“仙”记：公众舆论的再生产

导语：爆红网络的余秀华最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并且来北京进行宣传，各路媒体继续蜂拥而至、抢夺话题。“余秀华”这个名字已经占领大众视线很久了，估计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评论人马小盐认为这一连串的评论、访谈、进作协、出版等等，都是公众舆论的再生产，作协、女权主义者、媒体与大众分别充当了生产力。这种再生产所制造出来的不过是虚幻的神话，是对诗歌的一场“错爱”，最多部分地改善了余秀华的现实生活。而今后的余秀华会怎样，不得而知。

余秀华诗歌事件持续至今，已经成为了一个事件，一个公众舆论无休无止的再生产事件。如果说“脑瘫诗人”的称谓，仅仅出于媒介为了吸引公众，而特意制造出来的眼球词汇，之后一连串的评论、访谈、进作协、出版等等，则属于公众舆论的再生产。

鲍德里亚早就说过，后现代社会是一个超真实的社会。这个社会里，符号与真实早已离异，能指与所指早已丧失了合法的辩证关系。符号只与符号交换，就如同性只与同性相爱。这种符号的自我生产、自我增值、自我膨胀，便是公众舆论的再生产。当公众舆论进入了再生产，便会制造出一种神话、一种仙境、一种魔幻。

这么多年，我们看到，公众舆论的仙境之中，曾经生产出来过各种各样的神仙。譬如所谓的国学大师文怀沙，如果没有学者李辉的冲冠一怒为偶像，这位国学大师估计会在大众面前一直舌灿莲花、金身完美；再譬如“文学大师”木心，懂文学的都知道木心算不上大师，最多是一位具有民国韵味的丰神俊朗的男作家，但大众认可舆论推销给他们的大师饼干。再譬如被誉为“中国的迪金森”的余秀华，熟悉中西诗歌史的人明白，迪金森与余秀华有着极大的区别。前者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之一（原创型诗人），后者则在学习现代主义诗歌，且尚未摆脱模仿期（模仿型诗人）。但仙境就是仙境，仙境需要夸张、魔幻、仙女棒，更需要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宏伟气魄。这让我深度怀疑，这么多年，诗歌之所以没有在大众处获得热爱，是因为中国公众舆论大跃进式的诗意语言，篡夺了诗人们的光荣职业。

这场公众舆论的再生产之中，湖北钟祥市作协是马克思所言的第一生产力。众所周知，我国作协是一个奇怪的名利吸纳器。当一位作家，在作协外获得了巨大的名声，作协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收编。抄袭犯郭敬明被收编进作协便是有趣的一例。这说明作协不是一个庇护作家合法创作权的团体，而是一个依靠名声来判定作家身份的官僚机制。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各地方作协宛若患了名声癫痫症，开始成立各种各样的“文学军团”。我们只要在互联网上搜索一下，便会搜到只有作协才能产生出来的诸如此类的官方用语：“湖北文学军团”、“温州文学军团”、“长春文学军团”等等“XX文学军团”。“军团”是一个军事化用语，而真正具有独立人格的作家明白，文学偏偏是一个人的事业。我们姑且不谈“文学军团”的集体性与“文学作品”的孤独性之间的荒谬的背离，只探究一下这些所谓的“文学军团”的敌人是谁、他们将向谁而战的问题：周边的省份？诺贝尔文学奖？或者二者皆有？“军团”两个字，让我们看到，各省会作协的作家们，正组成方阵，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国家、国际文学奖雄赳赳气昂昂的进发。吸收余秀华这样一位在舆论上已有名气的作家进入作协，对湖北钟祥市作协而言，既可算本地区一大文学收获，又可为想象中的各种文学奖战役添加了一员干将。

余秀华诗歌事件公众舆论再生产的第二生产力是女权主义者。为余秀华辩护的女权主义者认为，一位男性诗人探讨“脑瘫诗人”的诗歌美学，是男权话语在作梗。女权主义者自诞生以来，大抵分化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温和女权主义者，一种是激进女权主义者。温和女权主义者是不咬人的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者则是咬人的女权主义，这种主义专以咬人为职业。你谈论广场舞扰民，她们说这是男权话语。你谈论公民素质，她们说这是男权话语。你谈论诗歌美学，她们说这也是男权话语。与咬人的女权主义，你根本无法进入理性的逻辑对话。因为她们在谈论一切话题之前，早已迫害狂一般竖立了一个无处不在的敌人：男人。也早已预设了所有的逻辑前提：男权话语。

余秀华诗歌事件公众舆论再生产的第三生产力，则是与媒体一直互动的大众。大众声调铿锵地宣称，这一次他们是真的在热爱诗歌，而非“脑瘫”、“农妇”、“性话语”吸引了他们。据我所知，2014年10月1日坠楼身亡、疑为自杀的诗人许立志，便没有受到大众如此持续强烈的关注度。许立志的诗作，比余秀华一点也不逊色，为何没有引起大众如此强烈的关注度，是不是因为他既没有高呼性话语“睡你”，更非“脑瘫诗人”？现实生活里，我曾遇到过这样的一位。在余秀华最火的那两天，他推荐我读一读余秀华：一个女的，脑残还写诗，真厉害！我相信，这样的受众不少，对他们而言，“脑瘫”就是“脑残”，就是脑死亡。三十年来，中国文坛最美的收获，是诗歌，而非小说，这是文学界的共识。然而，大众追捧最为热烈的，则多是小说。北岛、舒婷、海子这些所谓的大众诗人，是上世纪八十年昙花一现的文艺复兴，馈赠给尚有文学情结的大众的礼物。之后的诗歌，诸如张枣，诸如多多，诸如蓝蓝，写得再美，亦无法从消费社会中的大众那里获得更多的青睐。消费社会的大众，若要消费诗歌，那也酷爱的是汪国真、席慕蓉。这次消费余秀华，无非是一场错爱，一场由“脑瘫”符号引发至诗歌的错爱。

公众舆论再生产之后的余秀华，还是余秀华吗？余秀华还会再写出未曾出名前具有生命冲击力的诗歌吗？一位优秀的诗人，最终在公众舆论中羽化成蝶，还是因捧杀毁掉所有的上升空间？我们无法预知未来。我们只知道，现在余秀华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戴着“脑瘫”、“农妇”、“婚姻不幸”、“女权”等等标签的诗人。且这所有的标签，都珍珠一般的排列在诗歌之名的前沿。但这又有什么呢？欢迎来到公共舆论的大仙境，来看各位大神仙。至少这场舆论打造的仙境，部分地改善了余秀华的现实生活。在我看来，这是这场诗歌与大众鱼水一家亲的虚幻神话，唯一的馈赠，也可能是最后的馈赠。

马小盐，小说家，文化批评家，现在《延河》杂志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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