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缺席：艺术如何沦为权力与资本的工具

导语：这两年，中国政府的反腐风暴越刮越猛，其刀锋也已指向了艺术界：权力与书画雅贿的勾搭、官员借书协、美协的名义高价售画、官商借拍卖来行贿和洗钱……这些既是权力乱象，也是当今艺术界的隐疾。权力与艺术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的狼狈为奸，除了缺乏对权力的监督，其实还与艺术的发展现状紧密相关。评论人廖廖认为当今知识分子缺席艺术，不再如传统文人一般对艺术享有话语权，没有了知识分子的欣赏、引领和批评，艺术水平一降再降，被商业化左右，最终成为权力的附庸。同时知识分子的缺席同时也让自身失去了对美的丰富体验，导致了中国艺术在国际学术界毫无地位的困局。

传统文人阶层掌握艺术的话语权

对今天的一个西方知识分子来说，不能说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与中世纪的艺术之区别，又或者对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没有自己的立场观感，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对中国古代的一个文人士大夫来说，不身负书画雅债，不深谙古董鉴藏，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是今天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人能够说得清楚宫廷画、文人画与风俗画的区别？有几人清楚写实主义在中国的缘起缘灭？又有几人能够说得明白“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的区别？

我们暂且不提西方的知识分子对艺术世界的话语权，不提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对文艺复兴的影响，不提20世纪中叶欧洲的思想家对现代艺术的影响，不提今天的哲学家（如丹托等）对当代艺术的定义和艺术边界的拓展。只说中国，我们知道，旧时的文人士大夫掌握着艺术世界的话语权，从苏东坡的“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伊始，文人画始于宋，兴于元，到了明代，“意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写胸中逸气”的文人画成为力压宫廷艺术、民间风俗画和佛教禅画的主流艺术形式--文人士大夫阶层掌握着艺术圈的绝对话语权。时至今日，文人画已经丧失了原有的文化语境，但是今天的艺术圈依然用“新文人画”等名词来消费着文人画的残余价值。

旧时的文人精英阶层不但是艺术家、收藏家，他们的生活方式亦是一时之潮流。文人的园林中，芭蕉梅兰，列置楚楚；旧竹杂岩石，乱松映清潭--文人们不但绘画，事实上他们就住在画中。文人的家居陈设带有鲜明的知识阶层的印记，明式家具象征着文人古朴、简逸、幽隐、雅致和自然的生活理想。文人的书房除了读书和社交之外，还有文房十三事：随意散帙、焚香、品茗、鸣琴、挥尘、习静、临摹法书、观图画、弄笔墨、观池中鱼戏或听鸟声、观卉木、识奇字、玩文石。江南文人出游时，大多有一艘“画舫”，在船上品鉴书画、四处游览，豪于诗、戏于画、纵于酒、狂于歌--文人精英阶层不仅热衷艺术，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艺术。

除了凌驾宫廷院画和民间风俗画之上的文人书画艺术之外，旧时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品味与生活方式也是草根阶层、商贾阶层，甚至皇室贵族的榜样和标杆。而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没有魄力也没有能力引领任何一种文化与艺术的潮流，只能跟在潮流背后模仿，或者批判。对知识分子来说，批评《小时代》和《小苹果》如何庸俗浅薄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是这种对大众流行文化的批判显得苍白无力，毫无裁判的权威--因为知识阶层根本没有办法提供另外一种更理想的选择，他们并不能像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一样，展现一种充满精英文化的艺术生活。

今天的知识分子无法引领文化潮流，同时也在艺术世界缺席。知识分子勿论掌握艺术世界的话语权，他们甚至对艺术不再感兴趣，论传统艺术，他们说不清“新水墨画”和“新文人画”的艺术语言在今天的意义；论当代艺术，他们缺乏相关的审美理论基础，从感情上和形式上都无法欣赏西方的当代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等形式更是审美的异端。

今天的知识分子与艺术的共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毫不在意生活中的艺术点缀，把所有的时光都投入学术当中，除了读书还是读书。一个知识分子的个体当然有权力选择一种繁忙而单调的生活，他们在书本中寻找精神的桃花源，对清教徒式的学者来说，诗书画的熏陶与器具玩物的感染力远远比不上纯粹的知识的吸引力，但是对于一个知识阶层来说，如果整个阶层都过着一种与艺术品绝缘的生活，那只能说这个阶层缺乏艺术审美和文化情趣。另一种知识分子，他们有钱有闲，热衷收藏骨董、家具、古玉···甚至能够画几笔花鸟兰竹--但是，收藏古董与引领当代文化潮流是两回事；临摹几笔山水花鸟与掌握艺术世界的话语权也完全是两回事。

当今知识分子为何缺席艺术世界

为何今天的知识分子不再引领艺术的主流？甚至缺席艺术世界？大概有两个缘故：政治和资本。

20世纪上半叶，民国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政权激进的政治变革之后，传统价值和审美发生断层，旧文人和士绅阶层没落，传统艺术伦理作为“封建主义”被颠覆。

新时代的艺术审美以国家主义为标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风格成为主流。西方的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成为被“主流审美”所排斥的“文化阴谋”。传统艺术断层和西方艺术蒙尘，不仅让知识分子在审美方向上不知何去何从，同时也造成了艺术和审美教育的扭曲和缺失。

新世纪之后，资本介入艺术市场，资本成为艺术规则的制定者，甚至艺术史的书写者。在艺术资本的运作下，艺术品屡创天价，80后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也可高达数百万人民币。对于知识阶层来说，艺术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而在清代之前，文人画是业余之作，并不是出售的商品，而是文人社交雅集的礼物和雅债。明朝晚期，最贵的画是仇英的《汉宫春晓》长卷，售价纹银200两。因为仇英的作品较少，所以价格高，而同属长卷巨制的唐寅《嵩山十景图》，不过纹银24两。早年沈周的画也不过2、3两。文徵明短幅小长条，不过一两，多数只需3、5钱。这些当时最好的艺术品对文人阶层来说，并不是可望不可及。据《明实录》，七品县令年薪约27两，但是其额外收入往往是薪资十倍以上。当时较有名气的文人的润笔费为3钱到5钱，最高一两。无论是交换书画礼物，还是真金白银地购买职业画家的佳作，对古代文人来说都不是难事。反观今天的知识阶层的收入，面对艺术佳作的高价只能徒叹奈何。

当然，除了政治与资本之外，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的借口，譬如：文化--今天已经是大众流行文化的天下，而不再是精英文化掌控的世界。二战之后，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在美国兴起，逐渐蔓延全球，欧洲的精英文化则日渐衰败。知识分子也只能在铺天盖地的流行文化中随波逐流。又或者，我们可以借口说今天的职业细分化、专业化，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需要深厚的理论知识，知识分子无法如古代文人一般，在学术之外轻松地掌握艺术与审美······借口总会有，但是爱是不需要借口的，不爱才需要。现实是--艺术从来没有距离知识阶层如此之遥远，知识阶层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丧失了文化潮流和艺术世界的话语权。

知识分子在场的意义

艺术世界当然要多元化，我们并不是说说知识分子应该成为艺术的代言人，但是至少不应该缺席，不应该在艺术圈毫无影响力。事实上，知识分子在场或者缺席的艺术世界，显然两样。

知识分子的深厚学养也许可以给艺术圈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传统艺术理论如何与现代精神结合，也许知识分子可以给出一剂解药。中国的当代艺术如何突破在国际学术界毫无地位的困局，知识分子也许可以化解我们的焦虑。

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精神，相比起各种利益瓜葛缠身的圈内艺术批评家更加纯粹而有力。更多独立而纯粹的批评，可以避免艺术不那么容易沦为权力和资本的工具，或者成为流行文化的替身。

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与文化立场，也许可以抵挡艺术的过度商业化，避免商业化导致艺术自身的单调、平庸和不断重复，抵挡“标准化生产”的艺术品的泛滥。

知识分子可以从各个学科的角度来拓展艺术理论的边界，除了艺术专业的解读，艺术品还需要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各个方向的不同的解读。除了艺术批评家的理论，艺术也需要哲学家、思想家、人文学者等知识阶层不断地重新定义。

简单来说，艺术有两种，一是为了艺术而艺术，一是为了生活而艺术。倘若知识分子如董其昌或者格林伯格一样，信奉艺术仅是艺术语言本身，而不是其它，他们可以从中寻找到一种精神的救赎，一个诗化的世界，一个精英文化的桃花源。倘若知识分子相信艺术可以批判现实和反映当代精神，他们可以在其中注入知识阶层的独立精神和人文价值。今天的知识分子阶层不再可能如传统文人一样垄断艺术圈的话语权，知识分子也难以成为文化与艺术的代言人，但是无论如何--站在外围总比不在场好，迟到也比缺席好。

廖廖，独立艺术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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