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创作60年：他如何改变武侠文学地位？

导语：2015年2月8日是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开笔60周年纪念。1955年，金庸开始连载他的第一部武侠长篇《书剑恩仇录》，从此开启了新派武侠时代。著名金学研究专家陈墨撰文宏论金庸武侠魅力，独家授权凤凰文化，以飨读者。陈墨先生认为，金庸在第一部武侠作品中创新了一套“百花错拳”，这种文艺的武功不仅成为日后金庸小说武功设计的典范模式，也是金庸创作本身的最好概括。金庸改变了武侠小说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其独特的艺术总结起来可为：成人的童话，革新的类型，变化的模式，文艺的武功，个性的侠义，迷离的情感，寓言的传奇，仿真的虚构，风雅的通俗，反省的乡愁，现代的传统。

新派武侠是一套文艺的武功

1955年2月8日，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开始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至今已届60年，值得纪念。《书剑恩仇录》与梁羽生此前发表的《龙虎斗京华》（1954年1月20日至8月1日在《新晚报》连载）及《草莽龙蛇传》共同标志着香港武侠小说新时代的开始，梁、金小说被称为“新派武侠”。

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正处于社会和文化变迁中。其原因，一是随着香港本土新生世代的成长，其教育程度普遍有所提高；二是从抗日战争开始至新中国建立之初，因避战乱，大量人口涌入香港，改变了香港的人口结构；三是随着两岸隔绝，香港成了两岸政权都十分重视的桥头堡及竞争地。大量财富涌入香港，也在逐渐改变香港的经济结构，进而改变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

在梁羽生和金庸小说发表之前，香港报纸也连载武侠小说，不过影响有限，且渐趋末路。原因包括：旧武侠大多是粤语方言，发表在粤语报纸上；它们的写作主题大多是地方武林恩怨、私家情仇；其主人公如黄飞鸿--那时候黄飞鸿远没有后来那么出名--等，也多是广东好汉；旧小说的写作方法也相对老套，缺少变化，与新世代的审美娱乐需求逐渐脱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胡鹏导演、关德兴主演的《黄飞鸿》系列粤语电影不断推出，吸引了大量武侠爱好者。

梁羽生、金庸的新派武侠一出现就大受欢迎，进而引领新潮数十年，是因其新思想、新语言、新技法和新趣味，迎合了香港社会的审美娱乐需求。新思想，是指梁羽生和金庸小说都持明确的人民史观，向人民、反官府，高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视野更为开阔，题旨更为深广。新语言，一是指用国语普通话写作，让粤语和非粤语读者都能接受，读者面更广；一是指新派武侠小说都自觉吸收了汉语现代文学的词汇和语法，让人耳目一新。新技法，是指新派武侠小说吸收了中西文学的艺术经验和叙事技巧，如心理描写、审美抒情等等。新趣味，是指新派武侠继承了古典章回小说形式，间有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加上大量典章文物、历史名人和大陆风光，能慰藉香港新老居民北望神州的文化乡愁。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先生的第一部武侠小说。在金庸小说中算不上是最好的，也非金庸迷普遍喜欢的，但它有金庸的创新印记，例如：“百花错拳”。

“百花错拳”出现在《书剑恩仇录》的第3回，小说的主人公、新任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与铁胆庄庄主周仲英因为误会，打了起来。开始时，陈家洛使用的是常规武术套路，例如少林拳、八卦游身掌、太极拳、武当长拳、三十六路大擒拿手、分筋错骨手、岳家散手等等，陈家洛使用这些功夫都无法战胜功力深厚的武林前辈周仲英，不得不施展独门绝技--百花错拳。书中写道：

……只见陈家洛擒拿手中夹着鹰爪功，左手查拳，右手绵掌，攻出去是八卦掌，收回时已是太极拳，诸家杂陈，乱七八糟，旁观者人人眼花缭乱。这时他拳势手法已全然难以看清，至于是何门何派招数，更是分辨不出了。

……这拳法不但无所不包，其妙处尤在于一个“错”字，每一招均和各派祖传正宗手法相似而实非，一出手对方以为定是某招，举手迎敌之际，才知打来的方位手法完全不同，其精微要旨在于“似是而非，出其不意”八字。

陈家洛使用“百花错拳”，终于胜了周仲英一招。这套拳法，是第一次写武侠小说的金庸先生所独创--他把这套拳法的著作权授予了陈家洛的师父“天池怪侠”袁士霄，袁士霄又教授给陈家洛--其妙处，绝不仅仅是新颖别致，更重要的是其中包含了文化创造的原理：其一，根据小说的叙述，这套武功是袁士霄遍访武术名家之后，融通百家，别走蹊径的创造性成果，这符合中国古人所说的“法乎上者，仅得其中；法乎中者，仅得其下；法乎众者，得乎其上”的宝贵经验。用现在的话说，袁士霄是学习了多种传统学科，创造出了自己的边缘新学科，拓展了武学和武术的边界。其二，“百花错拳”的技术操作性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好在它只是诉诸读者的想象；可以肯定的是，这套拳法的精髓，即似是而非、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肯定符合武打原理，它也是古今战争之学的重要原则。“百花错拳”是一种“理论模型”，是“原理性知识”，而非“操作性知识”。

古人常说文如其人，金庸小说中的武功也如其人：长期浸淫于某种打斗模式，往往也会影响到创造者或使用者的行为模式乃至认知模式。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认知模式、行为模式影响到打斗模式的创造和使用。“百花错拳”的创造者袁士霄、继承者陈家洛的人生为此提供了例证：袁士霄与师妹关明梅的相恋，但因袁士霄性格和心理古怪，一错再错，如百花错拳一般，伤害了深爱的对象、对象的丈夫陈正德，以及袁士霄本人。

陈家洛的人生，似也被“百花错拳”所控制。与霍青桐、喀丝丽姐妹的相遇和相爱，也是一再出错，先是让霍青桐伤心欲绝，更不可原谅的错误是，他竟然答应去劝说香香公主献身于乾隆，终于让香香公主不得不自杀身亡！在政治路线和政治谋略上，陈家洛实际上也犯下了一系列的错。

这套武功，堪称“文化的武功”或“艺术的武功”，是金庸小说武功设计的典范模式。金庸小说中有很多类似案例。如《书剑恩仇录》的最后，出现了取自《庄子》寓言故事的“庖丁解牛掌”；《神雕侠侣》中杨过自创，取自文人江淹《别赋》的武功“黯然销魂掌”，都可以进行具体的学理分析。

关于“百花错拳”，小说中还有一段关键性的介绍：

……须知既是武学高手，见闻必博，所学必精，于诸派武技胸中早有定见，不免“百花”易敌，“错”字难当……

这一段话不难理解，大凡学武的人，总是按照武功套路去学习和理解的，也是按照武功套路去对付敌方；若是遇到不按既有的套路出手的人，不免就会出现“错”字难当的局面。武学高手如此，文学高手也这样，低手就更难免如此。

金庸怎样改变了武侠的文学地位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武侠小说没有地位，民国武侠小说名家如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宫白羽、王度庐等，向来无人提及。金庸小说是武侠小说，但又确实与众不同，可谓独一无二。金庸小说为何有此惊人的魔力？以“百花错拳”为索引，或可用下面这些词组来概括：

成人的童话，革新的类型，变化的模式，文艺的武功，个性的侠义，迷离的情感，寓言的传奇，仿真的虚构，风雅的通俗，反省的乡愁，现代的传统。

成人的童话，是数学大师华罗庚先生总结的，我以为，这句话是武侠小说，尤其是对金庸小说魔力的最好的概括。“成人的童话”这个概念，最先是鲁迅先生在童话《小约翰》译本引言中提出的，根据鲁迅先生的意思，是指成人而不失赤子之心者的读物。成人的童话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中国文化而言尤其如此。我们的文化传统，向来羡慕儿童的“少年老成”，其结果，则往往制造许多“成年的儿童”即心智不成熟的大人。成人的童话，有助于人格心灵的健康成长。

很多人不喜欢武侠小说，这很正常。但其中有一部分人没有读过武侠小说，尤其没有读过金庸，只根据自己对武侠小说的一般印象或想当然来批评，这就不大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了。北大严家炎教授在《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中说，金庸小说“是精英文学对通俗文学改造的全能冠军”，这是对金庸小说的“革新的类型”的最重要的概说。

金庸小说不仅有革新的类型，更有变化的模式。也就是说，金庸小说不仅与传统的武侠小说不一样，他本人的小说也在追求变化，每一部作品都与前一部不一样。《书剑恩仇录》是一种叙述模式，《碧血剑》就创新了：这部作品的主人公竟然是没有出场的两个人物：袁承志的父亲袁崇焕和夏青青的父亲金蛇郎君。紧接着的《雪山飞狐》有更大的变化，它用罗生门式的讲故事的方式，在一日的讲述之中呈现百年的历史，最后，胡斐对苗人凤的那一刀还不知是否砍下。

金庸小说的革新的类型和变化的模式，是全面的。如果说，武侠小说是由武功、侠义、情感和传奇几种重要的因素组合而成，金庸小说对这几个因素都有重大革新。前面已经说了，金庸小说的武功是“文化的武功”，不必再说。侠义方面，金庸小说是“个性的侠义”，这话有两重含义，一是金庸小说注重人物的个性刻画，这是一目了然的：陈家洛是一种性格，袁承志是另一种，胡斐又是一种；“射雕三部曲”中的三位主人公郭靖、杨过、张无忌的个性完全不同。其二，金庸小说的价值观，也是在不断向现代化方向拓展和深化的。

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的基础，与其他武侠小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即行侠仗义、锄强扶弱、除暴安良；金庸小说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侠义精神在不断变化拓展，既有基于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侠义，也有个人主义、国际主义、和平主义的侠义。说“国际主义”总有人觉得惊奇，有实事为证：《天龙八部》中的萧峰、段誉、虚竹这三个主人公，都不是寻常的民族主义者，也不能用爱国主义概念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和心理，这三个人都是人道主义者，在当时，他们的行为具有宝贵的“国际主义”精神，萧峰之死，既不是为了宋国、也不是为了辽国，而是为了民族的和平。金庸小说的侠义，并不都是基于集体主义的。从郭靖的“为国为民、牺牲自我”到杨过的“至情至性，实现自我”，就是基于集体主义的侠义与基于个人主义的侠义的鲜明对照，《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显然也是杨过这一类的，只是个性有所不同。

再说“迷离的情感”。金庸小说的情爱描写，得到了言情作家三毛的称赞，这可不是偶然的。金庸小说的情爱描写，不仅丰富多变，而且充满了变数，甚至充满了对人类情感的未知领域的探索：《飞狐外传》中马春花一生痴爱的不是丈夫徐铮，也不是商宝震，而是福康安；《天龙八部》中的虚竹和银川公主相爱，竟然不知道对方的模样；谁能说得清；《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对岳灵珊和任盈盈这两个姑娘的爱，究竟哪个更深，我们也不能判断；杨过对小龙女的追求，是否能完全抹杀他对郭芙的情不自禁。男欢女爱，既包含身体的欲望，也包含社会的风尚，更包含精神的恋情，其中的每一个维度，都充满了变数，从而有太多的未知。金庸小说的“迷离的情感”，写出了人性和人生的复杂度。

“仿真的虚构”包含对历史的仿真，典型做法是将江湖传奇和江山历史融为一体，将虚构的传奇人物与真实的历史人物集聚一堂。梁羽生先生的小说也是如此，但金庸小说的仿真，不仅包含对历史的仿真，还包含对社会的仿真和对人性的仿真，进而他还将历史、社会和人性的仿真，创造成“寓言的传奇”，这是其他武侠小说所未有的。典型的例证，是《笑傲江湖》，这部小说没有具体的历史背景，但我们从中可以读出三千年中国历史的寓言真相，政治权力的争斗，基于人性，又改变甚至扭曲人性。

金庸小说之所以能够被全球华人所喜爱，最大原因是华人读者能够在金庸小说中获得乡愁的慰藉。可以说，金庸小说是寄托文化乡愁的重要载体或媒介。但金庸小说中的历史、文化传统，是经过他批判性思维的产物，自始至终贯穿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到最后一部作品《鹿鼎记》，文化历史批判精神达到巅峰，对武侠传统也进行了深刻反思和犀利批判。主人公韦小宝，可与鲁迅笔下的阿Q相提并论，可谓历史文化批判之旅的最佳导游。所以，金庸小说中的乡愁是反省的乡愁，金庸小说构建的历史文化传统是经过反思和批判的现代的传统。

陈墨，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会长，内地金学第一人，著有《陈墨评金庸书系》（12册）等。

本文为陈墨先生独家授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