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共同的底线”并非要求放弃原有信仰

秦晖与致敬嘉宾、评委代表刘瑜（右）、开奖嘉宾杨显惠（左）。 （南方周末记者 蒋彬/图）

南方周末：2001年您提出“黄宗羲定律”，“惊动”了温家宝总理，他在2003年的两会上多次回应了您的问题，说我们一定会跳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2005年全国人大废除了农业税条例，“皇粮国税”成为历史，是否可以认为，农村农业已经跳出了这个“怪圈”？

秦晖：废除农业税当然是一大进步，2005年的改革功不可没。不过，人们似乎认为“皇粮国税”与“黄宗羲定律”只与农民有关，却是个误解。历史上的“皇粮国税”是针对全国臣民的，“黄宗羲定律”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只是在农业社会的古代，臣民基本上就是农民，“皇粮国税”大致上也就是农业税。但现在就不同了，现在农民只占“臣民”的一部分，“农业税”更只是“皇粮国税”的一小部分。农业税废除不等于“皇粮国税”废除，“黄宗羲定律”不再对农民起作用也不等于全国臣民都摆脱了它的作用。只有到了纳税人权利得到保障、征税人责任可以追问的时候，“皇粮国税”才可以说被现代公共财政下的国民税收所取代。

南方周末：2009年，上海财经大学杜恂诚教授写了一篇文章，《“黄宗羲定律”能否成立？》，发表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他质疑说：农民的税负怎么可能代代累积，节节攀升，不断成倍上涨？因为纳税人的总收入是定的，生产、生活成本也是一定的，税负只可能在一定的幅度内变动，如果超过临界点，纳税人就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命。没看到您的回应文章，倒是王家范先生，帮您回应了一下，他说，因为赋役繁重，地方会向中央叫苦，双方博弈的结果，是地方上只要完成七八成就可以交差，这是使得“黄宗羲定律”不那么恐怖的一个背景，当然还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明清江南一带，实际上是以工商业来补农业，他引用明末徐光启的话来说，松江府的田地并不比别的府多，却要负担一百多万担的粮赋，三百多年来之所以还能有一口气活下来，全靠家庭的棉布纺织业、妇女的参加劳动。王家范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还捎带着批评了“加州学派”关于江南经济史的研究，认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讨论的还是“资本主义萌芽”，现在的这些新论，不提 “萌芽”了，因为他们讨论的已经是“大树”了，很有意思的点评。关于王家范先生对杜恂诚先生的回应，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秦晖：其实很简单，人文学科里所谓的“定律”只是借用自然科学的名词，表示一种大致的因果逻辑联系，它不可能像自然科学中的“定律”那样用于实际数值计算。历史上的赋税增加当然不可能是无限的，正如杜先生所说的“临界点”也不可能是一个确定的数值一样。所谓黄宗羲定律，只是当时的人们对专制制度下征税权不受制约性的认识，对“并税式改革”的效果表示质疑，指出“并后重出”导致农民负担反而加重的可能性很大。在这个意义上“黄宗羲定律”当然是成立的。

实际上我在当年那篇文章中讲得很清楚：我称为“黄宗羲定律”的那种看法历史上不断有人提到，唐代的陆贽、宋代的李心传、明代的黄宗羲、清代的范清臣都说过类似的话，1970年代末王家范、谢天佑二先生也用黄宗羲的说法来描述过农民负担越改越重、导致农民战争爆发的观点。只是那时还是人民公社时代——农户不是经济单位，收获粮食首先入公家仓库，农户向公家领口粮，而不是公家向农户征税的时代，黄宗羲等人的说法不易引起现实的联想而已。而我在恢复农户纳税制后1990年代的调查中发现当时很多地方又在搞“并税除费”的改革而且效果已经显得可疑，便引述了以上前人的说法，名之为黄宗羲定律而已。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深奥，它引起那么大反响，是我没想到的。

（本文系秦晖先生笔答而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