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 文学战场上的“红卫兵”

为了成为一个英雄而自觉承受苦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受虐意识，偏执、狂热。路遥的这种性格有时候会投身到作品中的一些人物身上，做出一些不合理性的偏执和狂热的行为。例如《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润叶，作者把她塑造成外表柔嫩、骨子里坚韧、在关键时刻默默承受苦难挑起重担的正面人物形象，但是这个人物性格中不能不说有某种偏执。作品中的金波在爱情上的表现更是偏执得离奇，即使作为理想，那种语言不通、从未谋面、仅凭一首民歌就生死不渝的爱情也有些失真。从整部小说来看，这个情节也不符合金波的性格发展。这种人物性格的偏执是路遥性格中某些因素的自然流露。

第二，政治情结。路遥在19岁就尝到了做官的妙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时，王卫国被协商成副主任，坐在城内井滩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俯视高举领袖像和标语牌的芸芸众生，听着震耳欲聋的山呼万岁声，他踌躇满志，颇有点春风得意，革命原来是这么回事”[2]。这的确是风光无限好。据说路遥在“文革”结束后在担任陕西省文联主席期间，在文联大院里进进出出，勇猛而好战，令他的对手们闻风丧胆。路遥的不少朋友都认为路遥的精神气质更适合做政治家，而不是文学家。路遥本人也是在政治仕途完全被堵死的情况下才从事文学创作的，但是他本人一生都没有放弃政治，在作品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由于路遥在造反时具有强烈地改变个人身份的目的，因此他的政治情结的核心是为官，他所认同的价值中含有明显的官本位的陈腐思想。

且不说路遥在《平凡的世界》大段引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官方报纸的社论，也不说对村级、大队级、县级、地区级、省级、中央级等各级官员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描写，仅选择看起来与政治、为官最没有关系的孙家三兄妹的爱情来分析。《平凡的世界》中，爱情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孙少安、孙少平、孙兰香，每一个人都处在一个爱情的三角关系之中，孙少平作为全书的第一号主角，更是被置于三个爱情三角之中。在孙少安—田润叶—李向前这个爱情三角中，争夺的核心是田润叶，孙少安作为家贫的农民，很轻易地就战胜了干部子弟李向前，让田润叶爱得死去活来。孙少平的第一个爱情三角是孙少平—郝红梅—顾养民，虽然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孙少平以失败而告终，但这只是一个开端，为了让故事发展得更曲折的一个小插曲。孙少平的第二个爱情三角是孙少平—田晓霞—高朗，孙少平先是作为一个居无定所的揽工汉、后是谁都看不上眼的煤矿工人，战胜了省报记者、父亲是副省长、爷爷是中纪委常委的高朗。爱上孙少平的田晓霞是大学生、省报记者，父亲是地委书记。孙少平的第三个爱情三角是孙少平—金秀—顾养民，金秀是医学大学生，和顾养民已经建立了稳定的恋爱关系，顾养民此时已经是医学研究生，各方面条件非常优秀，以致令女友金秀感到其过分完美成为了一个缺点，使得金秀最后弃顾而爱上孙。孙兰香的爱情三角孙兰香—吴仲平—高敏同样如此。在这一个又一个的爱情三角中，孙少安、孙少平、孙兰香都是以弱势地位战胜高官显贵的公子千金，他们的每一个竞争对手，必然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出身名门、官宦之家，本人也出类拔萃，但孙氏三兄妹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当然现实生活中贫民百姓与高干子女之间也时有爱情发生，但是路遥把所有的爱情都这样安排，不能不说有些牵强和一厢情愿，其中透露出的是路遥对高官显贵的认可和渴望。有趣的是，孙氏三兄妹的爱恋者和竞争者的父亲无一例外都是官场上的高官大官，而不是金钱上的富有。看来路遥更看重的是社会地位、社会身份，而不是财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当田福堂得知女儿润叶和女婿李向前婚姻关系十分糟糕、而孙少安成为村里的冒尖户时，仍然不后悔当初阻止女儿与孙少安之间的恋情。在他看来，女儿女婿关系糟糕是一回事，孙少安和润叶的关系又是另一回事，李向前毕竟是公家人、城里人，这种身份才配得上润叶，孙少安再强，也是农民，即使发家致富，他的农民身份决定了他永远处于弱势地位。孙少平也不太看得上哥哥的奋斗，即使哥哥成了村里的首富，他也不愿意走哥哥那条道路，宁愿当个煤矿工人，也不愿做农村财大气粗的个体户，原因何在？关键在于孙少安的身份永远只能是农民，首富又怎样，首富也抵不过煤矿工人的公家人身份。因此在看来最没有政治的爱情里，其实包含着最大的政治，路遥个人的价值认同和人生取向也从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路遥的政治情结不仅表现在价值取向上的官本位思想，同时作为一种心理情结也直接影响到路遥的文学创作观念。路遥渴望自己的一生能够建功立业、功勋卓著，但是现实生活偏偏不给他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于是路遥只好在文学的虚拟世界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这表现在路遥在写作上的“大书”情结。“我决定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在我的想象中，未来的这部书如果不是此生我最满意的作品，也起码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作品。”[12] 8这部书，“三部，六卷，一百万字。作品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七五年初到一九八五年初，为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人物可能要近百人左右。”[12] 12但是路遥所理解的“大书”似乎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史诗般巨著”，更侧重于规模上的宏大和字数的庞大。路遥对于规模有一种近乎疯狂的追求，数量能给他带来巨大的亢奋和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