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 文学战场上的“红卫兵”

仕途滑坡 开辟文学新战场

庭长说，路遥通常总没有吃的，看见谁手里有个馍馍，于是一把夺过来，待那同学来抢时，路遥就给馍上吐两口唾沫，同学见状，放弃了，于是路遥便就着自己的唾沫，将这半个黑白馒头吞下。

庭长说，班上有一个同学，家境好一点，口袋里时常有馍吃，于是就用这馍逗路遥。他说：“王卫国同学，你学两声狗叫，我将这馍给你吃！”路遥于是学两声狗叫，这同学又说：“我将这馍掰成蛋儿，往空里扔，你用嘴接！”路遥又答应了。于是，在延川县立中学的操场上，便演出了这一幕，一个人不停地向空中扔着馍蛋儿，一个人用嘴去接，接一次学两声狗叫②。

现在没有确切的资料证明路遥在“文革”时期的造反中究竟有多么疯狂和狠毒，从他在造反派中地位的扶摇直上来看，他应该是造反精神极强。这种造反精神与他因贫穷而受到的屈辱和人格践踏显然有着紧密的关系。对路遥而言，童年的屈辱记忆和青年时期的红卫兵造反生涯二者相互影响，相随相生。“文革”初期的“造反有理”的确给路遥带来了希望和命运的转折，他抓住了这样一次机会，奋力拼搏，也的确风光了两三年，但是“好运”转瞬即逝，在变幻莫测的政治斗争中路遥跌向了更深的深渊。1969年“九大”之后，“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路遥由于“文革”初期的种种过激的武斗行为与迫害革命领导干部的行为，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中被罢免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并于1969年年底被彻底赶回老家郭家沟村务农。

路遥正是在政治道路完全被堵死的情况下才转而进行文学创作的，试图用文学打拼出一条人生的新道路。文学，成为他开辟的一个新战场，等着他在文学的战场上展开一轮新的厮杀与追逐。“文革”时期，写作是知识青年改变个人命运的一种常见方式。路遥从事写作，是经过慎重思考、权衡利弊后的选择。“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王卫国来往于县里上层人物之间，有缘结识了延川几位众所公认的‘智多星’，他们很会审时度势，能言善辩，立足于王卫国眼下的处境，民办教师和贫宣队员，都非长久之计。他读的书多，笔杆子利索，文有新意，搞写作，只要肯下功夫，或可有成，舍此别无他途。”[2] 路遥后来回忆这一段时期的文学经历：“就我自己来说，觉得好像又一次开始面对纯朴的生活，进入到一种渴望已久的人情的氛围里，变硬了的心肠开始软化了，僵直了的脑筋开始灵活了，甚至使自己面对过去几年不正常的生活感到了一种真正的羞愧”，“艺术用它巨大的魅力改变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我深深感谢亲爱的《山花》的，正是这一点”[6] 350。在给曹谷溪的诗集《我的陕北》作序时，路遥用同样的论调写道，是“文学”这个“久违了的字眼”让他和曹谷溪由“文革”初期的相互敌视结成了朋友，“共同的爱好使我们抛弃了派别的偏见，一起热心地投入到一个清风习习的新天地里，忘却了那场多年做不完的噩梦”[7]。在路遥的表述中，文学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甚至改变了个人的性情与思想，此种表述有真实的成分，但是也有遮掩。路遥从事文学其实是别无选择，出人头地的意识远远强于对文学的爱好，文学更多的是一块改变身份的跳板，而不是为了陶冶性情。如果可能的话，路遥更愿意做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不过以他底层的身份难以进入权力阶层，即使在“文革”这样的非常态社会里，路遥眼看要一步步青云直上，最后还是被赶了下去。这多少刺痛着路遥的心！这种政治仕途的无望所带来的刺痛可以说一直潜伏在路遥内心深处，即使“文学”这个神奇的药方，也不能抚平路遥心底的伤痛。从一些细节中也可以看出路遥对那段造反生涯还是念念不忘的。路遥在写作之初给自己取的笔名是“缨依红”，从字面上看显然还有怀念红卫兵时代之意[8] 209-210。1974年路遥与金谷合写了长篇政治抒情诗《红卫兵之歌》，发表于《陕西文艺》(1974年第4期)。全诗分为六节，长达580行，为红卫兵高唱赞歌，其气魄可以与“文革”后期名重一时的《理想之歌》相媲美。在这首诗里，看不出路遥对政治的冷漠，相反倒是一腔热情。《惊心动魄的一幕》是路遥惟一一篇写自己造反经历的作品。但是路遥在这部作品中对自己昔日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实质性的反思，反而对自己的行为作了某种辩解。作者对各位造反派头头作了否定性的描写，甚至对金国龙、段国斌有明显的丑化和漫画，周小全是惟一的例外。从周小全的学生身份以及最终的思想转变来看，周小全这个人物有作者的影子。作者把周小全和其他丧心病狂的造反派头头区别开来，其中包含着作者对自己曾有的某些行为所作的潜在辩解。周小全在退出“红总”时说“运动初期，我起来造反，这我现在不后悔”[9] 100，是否也可以看作路遥对自己红卫兵经历的态度呢？

1969年路遥返回农村，在郭家沟做了一名地道的农民，幸运的是，很快路遥就做了民办教师，摆脱了土地上的辛勤劳作，1970年开始写作③。从公社大队的黑板报到县级刊物《延川文化》、自编文艺小报《山花》、自编诗集《延安山花》，再到地区的《延安报》、省级的《陕西文艺》，一步步闯出自己的文学道路。到“文革”结束，路遥的创作在陕西小有名气，并且前途被普遍看好。路遥最初从事创作是从写诗开始的，大约在1973年前后路遥开始转向小说创作。从1970年到“文革”结束，路遥的创作与其他知青相比，算得上丰收。路遥在这个阶段的创作不但数量丰富，在质量上也相对较好。他的创作当然摆脱不了“文革”时期的语言、表达方式、写作套路及思想认识上的局限，但是路遥创作的最大优点是生活实感强。在“文革”常见话语下，可以感受到生动活泼的生活气息和陕北高原所特有的泥土气息。比如诗歌《进了刘家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