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 文学战场上的“红卫兵”

进了刘家峡，/把人眼看花！/看了东山大寨田，/又看南沟大水坝，/西梁梯田水哗哗，/果林罩了北山坬！/十里长渠一根藤，/水库就像“串串瓜”……进村问大妈，/支书这阵可在家？/大妈笑哈哈，/手指前川忙回答：/庄稼长势催人忙啊，/家里哪能留住他！/刚才碗一丢，/又去锄庄稼。/玉米林林里找到了他……虽然最后支书的话不过是在重复“文革”时期报纸杂志上千篇一律的论调，但是诗人寻找支书的过程描写得很生动、形象，拨开一湾“打锣锤”、闪过一滩好棉花、穿渠过坝来到玉米林林里，农忙时分人们劳作的景象、田里长势喜人的庄稼，农民虽忙但是眼看丰收时的喜悦心情，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路遥在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除了《红卫兵之歌》外，都能紧贴农村生活现实，因而在“文革”时期算是比较好的作品。路遥的小说、散文也是如此，尤其是《优胜红旗》，是一篇难得的好作品。《优胜红旗》是路遥的第一篇小说，最初发表在《山花》第七期上。1973年《陕西文艺》(原《延河》文学月刊)复刊时，编辑贺抒玉、问彬慕名《山花》来到延川组稿，曹谷溪向她俩推荐了路遥的《优胜红旗》。读过小说，两位女作家十分惊喜，“小说写的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个小故事，文笔清通，有生活气息，故事也颇具意味”[10] 36，于是登在《陕西文艺》复刊号上。《优胜红旗》是路遥的第一篇小说，也是“文革”期间最出色的一篇。虽然小说免不了鼓吹农业学大寨的政治口号，但是全文对政治因素还是比较淡化，尤其是没有为了追求“文革”时期所谓的“深度”，硬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上扯。小说塑造的人物石大伯和二喜都比较真实可信，石大伯作为在土地上干了几十年的老农民，沉稳、厚重，就像他手中的那把沉甸甸的铁锹，二喜是一匹初生牛犊，有后生们的那股子虎劲，但是缺乏经验，过分看重名誉，因此造成工作中的失误。比较而言，路遥后来创作的《父子俩》、《银花灿灿》、《灯火闪闪》等作品政治性因素越来越浓，反倒失去了最初习作中的那种生活实感和泥土气息。

总的来看，路遥在“文革”后期的创作还处于练笔阶段，而从事创作的动机也有很强的功利性，把写作作为一块从农村进入城市的跳板。实际上，写作也的确成功地完成了跳板的作用，在好友曹谷溪的帮助下，路遥凭借创作在延川县政工组混饭吃，后来又因为创作上的才能进入了延安大学中文系，从此彻底改变了他的农民身份，真正进入了城市。因为路遥曾经是造反派头头，因此学校都不愿接受这种政治上有问题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就拒绝接受路遥，后来才转到延安大学，但是延安大学也有同样的政治顾虑。眼见路遥是上不成大学了，延川县文教局长带上一沓子《山花》与延安大学的招生同志恳谈，延川县委书记也亲自出马，频频出入延安大学去做工作。也许路遥的确有超出普通人的才能，从大队、公社、文教局到县委，一帆风顺、闯关斩将，甚至县文教局长、县委书记为了他上大学也不惜劳累奔波，亲自奔走，不过从中也可看出路遥善于人际交往，善于和大大小小的官员打交道。“文革”结束之际，路遥大学毕业来到了《延河》④ 编辑部，文学成了他今后必走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