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 文学战场上的“红卫兵”

本文摘自张红秋《路遥: 文学战场上的“红卫兵”》.《兰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文革”洪流他找到翻身捷径

1992年，路遥突然撒手人间，把自己塑造成一位视文学为生命、呕心沥血、英年早逝的伟大作家，获得了人们的巨大崇敬和高度赞叹，也在无形之中提高了其作品的地位和价值。十多年过去了，为文学呕心沥血、励精图治的路遥形象一直遮蔽着我们去更深入地探索路遥的创作心理、人生经历及其性格中的某些缺陷，似乎如果我们揭示了路遥其人其文的某些缺陷就是对这位以生命换来文学的作家的不恭、不敬。我非常尊敬路遥，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接触路遥的作品时就被他的作品深深打动，然而，当我重新阅读路遥的作品时，竟发现自己的阅读感受和十多年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感动我的、让我心痛的那些苦难、艰辛、崇高、伟大、英雄气概、受难精神竟引起了我的一丝反感，并由此心生警惕，从中读出了作者的某种矫情、夸张、偏执和狂热。这种差异，使我产生了重读路遥所有作品的愿望，想从中找出路遥其人其文中所隐藏的至今还秘而未揭的某种东西。

路遥的身份无疑是复杂的：知青、农民、红卫兵。他是知青，但是很少有人把他看作知青作家，因为他是回乡知青，回乡知青在身份上其实是农民，不过多读了几年书而已；在1966年到1969年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他是延川县红极一时的红卫兵头头，靠着横扫千军的勇谋夺到了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职位。在对路遥的研究中，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到路遥作为“农民”或者“农民的儿子”这一身份对创作的影响，而忽视了红卫兵这一身份对路遥精神气质和文学创作的重大影响。而路遥本人，对自己的红卫兵身份也讳莫如深，他几乎从未提及这段时期的经历①。与此对照的是，路遥极力张扬自己作为“陕北农民的儿子”这一身份。一扬一抑、彰显与回避，其中是否包含着路遥某种程度上的掩饰呢？抑或他主观上觉得造反经历应该彻底抛弃？

“敢造反”令“屌丝”成“军长”

1966年，原名王卫国的路遥在延川中学初中毕业，由于“文革”的爆发，升学毫无指望，惟一的出路只能是回乡当个农民。但是对于农村青年来说，回乡务农是痛苦的选择，尤其是对路遥这么赤贫的家庭。为了读书七岁离开亲生父母过继给他人，养母靠着乞讨供养他上中学，这一切当然是希望路遥能够谋得一个公家人的身份，脱离农村进入城镇。就像《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路遥极度不愿意回到土地上务农。但是突然，时代为路遥提供了一条比读书升学更加快捷、轻松的道路，只要敢于造反，敢于冲锋陷阵，就可以前途无量。于是，路遥狂热地投入到滚滚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在中学时代，路遥是一位特别的、有才能的学生，但是算不上好学生。他的功课平平，不但对数理化不感兴趣，语文功课也并不认真学习，倒是热衷于到县文化馆看报纸，热衷于国家政治、时事新闻。由于班主任偏爱他在作文、讲演方面的才能，因此对他比较宽容[1]。“文革”开始后，路遥在讲演、作文方面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助他在“文革”中一举成名。“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他满怀激情地投入了那场史无前例的造反斗争，上大会，念批判稿，博得阵阵掌声；登高墙，贴大字报，引来簇簇观众；挥拳头，高呼口号，‘九种人’闻风丧胆。他以‘王天笑’的笔名，着意写过一些引起轰动的大字报和大批判文章，同学们自愧弗如，终于熬成本班红卫兵组织‘井冈山’的山大王。延川中学师生分化成两大派，他又以出众的组织能力一跃而为本派的首领，全县革命群众分裂为两大阵营，他又扶摇直上，被推举为本阵营的领袖，晋升为‘军长’。”[2] 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初中生一步步走上全县红卫兵头头，既需要组织、演讲、写作多方面的才能，也需要勇猛、狂热、强烈的造反精神。也许路遥在“文革”中的狂热是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但是谋取个人的功利可能是更大的驱动力。张志忠在分析近年文艺作品中的红卫兵形象时，精辟地指出：“我们都习惯于认定红卫兵运动的参加者，是一群纯洁而天真的青少年，是出于无私忘我的革命激情，而投身于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但是，在阅读中，却常常让我感到，‘文革’初期对立的学生和红卫兵们，在看似冠冕堂皇的革命动机后面，是有着利益驱动原则的”，这种利益既包括物质上的实际获得，也包括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理优势[3]。

根据《延川县志》[4] 的记载，“文革”期间延川县红卫兵组织之间的派系斗争非常激烈。从“文革”开始到1966年年底，全县一共建立了一千多个红卫兵组织，遍及全县各城镇、乡村。到1967年上半年，大辩论逐渐使观点相同、意见相投的队与队互相联合，形成观点相异的两大派系，“延川地区毛泽东思想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延总司”或“司令部”)与“延川县红色造反第四野战军”(简称“红四野”或“四野”)。随着两派意见的分歧，矛盾激化，两派由唇枪舌剑，发展到拳头砖头相击，继而开始荷枪实弹的“武斗”。路遥正是“红四野”的头头，带领着“红四野”武斗队的12个支队，先后和“延总司”进行了9次派性斗争，并组织了多次抢劫，“红四野”在武斗中死伤人员近三十名。关于“文革”初期的这一段武斗生活，路遥在《惊心动魄的一幕》中加以展现，这也是路遥表现“文革”红卫兵经历的惟一作品。小说副标题为“一九六七年纪事”，具有很强的纪实性，基本上是延川县两派之间武斗情况的真实展现。对这篇小说，我感兴趣的是作者对待“文革”造反派头头的态度。发生武斗的两派“红总”与“红指”，其头头们参加造反都不是为了神圣的理想，而是出于个人的私利目的，或者为了个人的报复，或者为了自保，或者出于政治投机，完全是一场利益的角逐和争夺。虽然除了周小全之外，他们的身份都算不上红卫兵，但是作为造反派头头，路遥在作品中对他们造反动机的解释显示了路遥对造反组织的认识。那的确是一场利益的角逐。

在这场利益的角逐中，路遥先是尝到了成功的滋味，而后彻底失败。这段大起大落的生活经历给路遥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不可否认，在路遥性格中，家境的极端贫穷给路遥所带来的自卑、伤害和屈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路遥的朋友李天芳在悼念路遥的文章中说：“不管日后人们将怎样评说路遥，也不管学者和评家将怎样研究他的人生和作品，在我看来，路遥拼力搏击的一生中，潜意识里一直有个支撑点，那就是要完全彻底地摆脱苦难和贫穷的童年带给他的诸多屈辱和阴影，但最终他也未能完全如愿。”[5] 64-65贫穷给一个人所带来的伤害往往超出我们的意料。陕西作家高建群先生曾在《关于路遥的二三事》一文中转述了他听到的一件路遥少年时代的事情，这件事情可能有些艺术加工，不一定完全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