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不平凡

经典现实主义的“未了情结”

特别值得注意的时，对于文坛的“冷遇”，甚至对于发表和出版的艰难，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之前就有着清醒的意识。对于他来说，运用一种“类似《人生》式的已被宣布为

过时的创作手法”结构这部长篇巨著不是出于一种文学观念上的无知或文学技巧上的无奈，

而是一种“清醒状态”之下的坚定选择，是“个人对群体的挑战”（注：参见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陈泽顺选编：《路遥小说名作选》，第464-465页、第469-470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6月版。）。路遥在生命最后一段

时间内完成的长达数万字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可以视作一份补发的挑战宣言。

在这份“宣言”里，路遥表示，他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冥顽而不识时务”的创作态度，是因为他坚信现实主义在中国没有过时，“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仍会有“蓬勃的生命力”。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还没有达到类似19世纪俄国和法国现实主义文学那样的高度，以致于作家必须重新寻找新的路径。事实上，现实主义文学无论在表现当代社会生活还是在表现五千年历史上都还没有“令人十分信服的表现”。另一方面，路遥认为，检验一种文学手法是否过时，“目光应投向读者大众”。以目前中国读者的接受状态来看，只有“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才可能满足各个层次读者的需要，这是任何一种“新潮”文学手法都做不到的（注：参见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陈泽顺选编：《路遥小说名作选》，第467-468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6月版。）。

显而易见，路遥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精神和创作态度，而是以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司汤达等欧洲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由于经典现实主义原则（强调客观的真实性和理性法则，以及“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在50——70年文学，尤其是“文革文学”中发生极度变异，“新时期”文学的起步是从向经典现实主义原则回归开始的——回归就意味着发展。但回归的路并没有走多远，就被汹涌而来的现代派浪潮所打断。路遥十分不满于当时理论界“一窝蜂”地“趋新”的风潮，他虽承认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的借鉴和实验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严厉指责文艺理论界对这类作品创作实绩的过分夸大，乃至贬低、排斥其他文学表现形式，甚至认为这种“病态现象”会造成与“‘四人帮’的文艺”殊途同归的“新的萧瑟”（注：参见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陈泽顺选编：《路遥小说名作选》，第464-465页、第464-466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6月版。）。

可以说，向经典现实主义回归是路遥身深怀于心的“未了情节”。这个“未了情结”其实也深怀在许多作家和广大读者心中（注：有关论述参阅於可训：《在经典与现代之间 ——论近期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江汉论坛》，1998年第7期。）。但在当时“听不到抗争和辩论的声音，看不见反叛者”的情况下，支持路遥的唯一力量是读者，“你之所以还能坚持，是因为你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注：见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陈泽顺选编：《路遥小说名作选》，第464-465页、第464-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6月版。）。

一部只面对“读者上帝”创作也深受这个上帝喜爱的作品必然包含了中国当代读者认同机制中最普遍、最恒定的因素。挖掘出这些因素对当下的文学生产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从读者调查的情况来看，《平凡的世界》在读者中深受欢迎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部作品对农村生活的真实描写和主人公（如孙少安、孙少平）艰难奋进的个人经历在读者中引起极大的情感共鸣，那些如梦魇般的生活经历通过一个个精雕细镂的细节描写（如“吃饭”的细节、“揽工”的细节、种种“活人”的细节，等等）钩起有相似经历者刻骨铭心的记忆（注：比如在关于茅盾奖获奖作品的调查中就有读者表示，《平凡的世界》是“我生活的写照”。见《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调查报告》，《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5期。）。尤为可贵的是，路遥在创作中始终要求自己“不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他不是像“民粹派”、“启

蒙者”那样“到民众中去”，而是“从民众中来”，他不是为民众“代言”，而是为他们“立

言”，他自身的形象经常是与笔下的典型人物形象——浑身沾满黄土但志向高远的“能人”、“精人”合二为一。以“血统农民”的身份塑造出从中国农村底层走出来的个人奋斗的“当代英雄”，这是路遥对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以扎实可信的细节创造逼真的现实感，这本就是现实主义作品最基本的魅力所在。路遥与其前辈作家（比如路遥极其崇拜的、堪称其“文学教父”的柳青）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书写的不是集体的记忆，而是个人的记忆。无论是孙少安办砖场还是孙少平求学打工，都不再像“梁生宝买稻种”那样是肩负集体的使命，而只是为了自己更好地“活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中，“个人记忆”一直受到“集体记忆”的压抑，而正是这些被压抑、被扭曲的“个人记忆”实际上构成了一些“流行革命经典”（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的流行因素，但它一直没有得到真正自由充分地书写。在《平凡的世界》之前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中，主人公所负载的仍主要是“集体记忆”，只不过支撑这些“集体记忆”的意识形态系统有所变更。《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立意创作的一部史诗性的作品，政治斗争一直是这部作品的大背景和情节主线，但路遥有意让他的主人公远离政治旋涡的中心，孙少安、孙少平的成长历程基本像约翰·克利斯朵夫、于连那样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个人奋斗的历程。这种向经典现实主义回归的努力使“典型人物”从“高大全”中解放出来，成为既扎根于黄土地、又闪耀着“永恒的人性”光辉的 “民间原型”，也使“批判现实主义”批判、抗争的对象从具体的政治制度、社会现实转移到更广义、抽象的生活、命运。同时，也使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在中国当代的文学生产环境中获得了更广泛的适应性：既以朴实、真实深得读者信赖，又在被主流意识形态接纳的过程中比《白鹿原》等作品顺利。

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不但能创造出逼真的现实感，还能成功地创造一种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幻觉。《平凡的世界》里那套扎扎实实的现实描写背后有一种非常光明乐观的信仰：聪明、勤劳、善良的人最终会丰衣足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书中一个个推动故事发展的情节安排（孙少安、孙少平不断获得善人帮助、大人物赏识、润叶、田晓霞等高干女儿“七仙女式的爱情”）都是基于这种信仰，这给了读者极大的心理满足和阅读快感。如果把《平凡的世界》与《人生》做一下比较就可以看到，《平凡的世界》不仅是细演的人生，更是完美的人生。高加林在事业追求和道德背叛之间的矛盾、“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式怨愤不平在孙少安、孙少平这里消失了。在他们这里，事业成功与道德完善是一致的（注：王大进于《当代》2000年第5期发表的长篇小说《欲望之路》也以传统的现实主义笔法讲述了一个“高加林进城以后”的故事，被认为是“《人生》的延续和深化”（参见闻立：《现实主义——道路依然宽广》，《当代》，2000年第6期）。但在主人公邓一群身上，事业成功和道德完善是背道而弛的。这样的人物虽然体现了“直面惨谈人生”的现实主义真实性，但由于没有成功地制造意识形态幻觉，很难得到读者的深切喜爱和自愿认同。）。他们是“精人”、“能人”，又是最仁义的好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化身。有人认为，在《平凡的世界》里，路遥减弱了与现实抗争的力度，有意调和矛盾（注：参阅邢小利：《三个半作家及三个问题》，《陕西日报》，1996年1月22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很难解释为什么高加林和孙少平同样得到读者的普遍认同，创造他们的路遥会得到读者的一贯信赖。更合理的解释是，不是路遥变了，而是现实生活的基础变了。《平凡的世界》写的是1975年到1985年期间北方农村的变迁史，酝酿、创作于1982年到1988年这6年期间。这段时间内应该说是农村发展的“黄金时代”。土地所有制改革刚刚实行，在饥饿线上挣扎了多年的农民有望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靠政治秩序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开始解体，民间伦理重新确立，勤劳者致富，懒惰者受穷，被农村户口束缚了多年的“能人”“精人”们也有了寻求别的生活机会的可能，高加林的问题有了可能的解决方案。路遥是一位真诚而敏感的作家，他在书中也写到了一些改革的负面效应，如孩子们不再上学，农民掠夺性地使用土地，

农民的欲望被刺激起来，“共产主义时代”的温情关系解体……但后来越来越恶化的农民不堪重负被迫出外打工、社会腐败和不公现象益发严重的情况此时还没有出现。正是这样一个相对的“黄金时代”的生活基础，奠定了这套朴素信仰的“光明内核”：社会虽然有无数的不公正，但通过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终能获得成功和幸福。这套信仰是民间土生土长的，又

合资本主义个人奋斗的精神，它提倡以个人的而非集体的方式改变底层人民的命运，在一个“后革命”的时代正是政府倡导、老百姓普遍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

其实，《平凡的世界》十几年来魅力不减，而且越来越在读者的阅读生活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原因正在于这种时间上的错位：当年孙少安、孙少平面临的生存困境至今在很大程度仍是广大农村青年现实面临的困境，对于许多希望凭一己之力拼命向上爬的求学者、打工者来说，他们甚至面临着更残酷的生存压力，而路遥在“相对黄金时代”形成的“黄金信仰”又在一个道德危机的时代为苦苦挣扎着的下层青年带来了难得的温暖和有力的抚慰。

也正是这套在特定“黄金时代”形成的“黄金信仰”，使《平凡的世界》在客观真实性和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之间达到了极佳的平衡。近几年来，随着现代性压力的有所缓解、文学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主旋律”的大力提倡，现实主义又回到“强势”、“主潮”地位。但如果路遥面临着“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家面临着的生活现实，他的作品里还能有如此明朗的“黄金信仰”吗？抽调了这样的“黄金信仰”，现实主义作品还能保持常销书的魅力吗？答案是不容乐观的。目前的现实主义作品深为人诟病之处就在于廉价肤浅的人道主义和缺乏批判立场、价值观念模糊。现实主义作品如果失掉了内在坚实的价值系统，其结果只能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平面展现、罗列现象，成为新的“问题小说”，如果所写问题有新闻性，可能成为畅销书。另一个方向是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回到“喉舌”、“工具”的位置，这两者从“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发展轨迹上看都是倒退。这样看来，路遥当年抓住宝贵的“黄金时光”在回归经典的道路上一意孤行，所达到的也许是“顶峰”，所留下的可能是“绝唱”。即使如此，作为标尺，《平凡的世界》创下的被广泛认同的文学模式及其“耐人寻味”的流通方式都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同类作品的生产提供一个有多面价值的参照。

作为“现实主义常销书”的代表作品，《平凡的世界》的文学史价值不仅在于它恪守了现实主义的原则，更在于它发展了现实主义，在向“经典现实主义回归”的道路上达到了其他当代文学作品未曾达到的高度。虽然经过现代派大规模的冲击、洗礼，面对剧烈变化了的社会结构，让现实主义完全地回到经典的道路上已不可能。与在20世纪整个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现实主义由经典向现代的转变一样，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也逐步从经典形态向现代形态发生转化，在吸收了大量现代主义技巧和文学观念后形成的“现代现实主义”，理应成为未来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主要形态和发展方向。但是对于现实主义的发展在另一个方向上探索的意义和价值，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如果不做出适当的评估和肯定，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是有缺憾的。

虽说一部作品主要凭借自身的魅力在一、二代人之间“默默流传”，这本身就是一种光荣和伟大，但不借助文学史的力量，这样的光荣与伟大迟早会被历史长河淹没得不留痕迹，这对于路遥这样的作家来说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当我们想到，在那个文坛“一窝蜂”地乘坐“火箭”飞离公众的时代，他甘遭“遗弃”，忠心耿耿地为“读者上帝”写作，他以青春和生命写下的作品曾激励了那么多的处于逆境中的读者，而且还必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温暖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