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欧文化交流带来的效益

查尔斯·法比尤斯：表演艺术很有挑战

查尔斯·法比尤斯：我住在纽约，我为纽约法比尤斯公司工作，我在荷兰住过，我的家庭没有音乐背景，我很小的时候通过学习钢琴，接触到了音乐，觉得很有兴趣，后来我对歌剧有了兴趣，而且不仅仅是对歌剧本身。我觉得它很复杂，有挑战性，在十几岁的时候我想象我会进行自己的歌剧创作，后来我在巴黎做自己的音乐创作，到了纽约建立了一个基金会，成为了一个人道艺术的平台。

阿克塞尔·巴希：表演艺术也是商业运作

阿克塞尔·巴希：我来自德国柏林，本来是学法律和经济的，我自己也弹钢琴，拉小提琴，这是个人爱好，我接触歌剧是有一次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做实习生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歌剧不仅仅要有艺术方面的人士，它同样是一个商业运作。我现在为一个德国主要的歌剧院工作，是柏林德意志歌剧院的执行总监，这个歌剧院上演35部歌剧和芭蕾舞剧，我作为执行总监的职责，就是为艺术的繁荣创造一个基础，在2005年北京音乐节的时候，我们受余隆的邀请，展示了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这部歌剧，2008年，我们又来到了北京，又带来了一部歌剧，当时还带来了整套的舞台设备。

朱迪·凯利：艺术是一种人权

朱迪·凯利：我住在利物浦，大家都知道利物浦产生过披头士乐队，我在接触艺术之前在自己家的后院自己编剧了，还请我的邻居花钱买票来看，我总是在编故事，从这个经历中我认识到了社区的重要性。在利物浦的时候我们参加音乐节，我们有甲壳虫乐队，有其它的音乐史诗，住在利物浦的人喜欢和其它地方的人交流，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女士当时就觉得，所有的艺术不可能存在在一个地方，现在我已经成为了伦敦南岸中心的艺术总监，我认为，艺术是一种人权，我要确保所有的人享受艺术，这是他的一种权利。

辜怀群：中西方艺术并没有太大隔阂

辜怀群：我是从台湾来的，我的先人在清朝初年的时候，从福建泉州渡海，那个时候叫黑水沟，现在叫台湾海峡，到台湾去谋生，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十几代了。我是成长在1950年代一个很典型的台湾家庭，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我的父亲给了我第一架钢琴，到现在还记得那个牌子叫伦敦，因为我没有在其它任何地方发现有这个牌子，我十分怀疑它是一个仿冒，但无论如何，我在这个琴上就学起了钢琴。

八、九岁的时候，我发现父亲非常喜欢京剧。所以呢，又把京剧带进我们的家庭，每天他自己练习，周末自己唱，我母亲本来听到京剧头就昏，但是因为她的先生太喜欢唱，所以她最后就嫁龙随龙学了京剧。所以我从小是在东西的文化交集之下长大的。

大一点我参加了儿童合唱团，再大一点的时候跟着音乐系的同学，那简直叫做鬼混。到了研究所的阶段，我是在美国念的，那个时候完全失去了接触京剧的机会，所以就到音乐系去弹弹钢琴，唱唱歌，也就度过了不算寂寞，但却孤单的研究生生活，因为我读的是西洋文学、戏剧文学，几乎没有人跟我是同一系的，我每回只要拿出一本莎士比亚，所有的男生都跑了，没有什么人要追我。因为他们每次进来都说，小辜你在读什么，我说莎士比亚，他们说，哦，就走了，根本没有人要理我。

我大学研究所毕业以后，我就回台湾工作了，在台大外语系教书。非常的因缘巧合，大概20年前，我的老板在夏威夷做了一个《白蛇传》，是用英文唱京剧，我老板自己是有一点音盲，他实在搞不清楚中间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他把所有的学生都教会唱《白蛇传》，他担心他到大的剧院表演会露馅，就把我抓去了，认识了我现在的搭档，李宝泉先生，我的老板愿意跟他一起工作，我就当助理，不料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就二十年了。

跟他一起做了五年的京剧制作以后，就有一个机缘巧合，我就进了一个表演厅工作，这个表演厅是两岸唯一一个完全用私人的钱来做的，是一个银行出资，名叫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这个银行出资造了表演厅，是接近一千席，然后它又出资做每年的节目和每年的管理，我就是在那边任职到现在，接近十三年了。我从小到大的经历，就是中西的文化就一起进到脑子里，所以向来就不觉得中间有那么大的隔阂，觉得好听的就是好听，好看的就好看，哪里的或者谁做的并不是特别有关系。

所以我长大以后做京剧，想尽办法把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文化往欧洲和美洲送，所以经常巡回欧洲、美洲，也去了日本，还有其它的亚洲地区，做了表演艺术厅的负责人以后，也做进口平台，所以我跟我们台湾一个很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林怀明先生，就是大家知道的云门舞集，他帮我做了一个现代舞系列，从法国我们请过好的舞蹈家，他在我这里全裸演出，搞得我上了头版。刚刚好有这样一个机会，作为一个国际的平台，希望以后有机会继续做这样子心里最喜欢的事，也许也是我一生最想做的事情。

李南：我们有资源与西方对话和交流

李南：我住在北京，我服务的机构，一个是保利文化集团公司，还有一个是协助余隆先生管理中国爱乐乐团，这两个机构其实都是从2000年开始建立的。我自己从小应该算是学音乐的，因为我拉过小提琴也学过作曲，到了20岁左右的时候，还学过一段指挥，但是这个都没有学好，但是这个我现在也不后悔，虽然下了很多功夫，但是对我后来做管理，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自己当然最后也修了一个中国文学的大学本科，然后也学了一些经济，那么真正从事管理的大概到现在为止也就不过是十五年。

以前我也是做一些活动，做一些策划，写一写文章，写一写音乐评论和艺术评论，真正做管理到现在大概是5年。中国爱乐乐团通过十年的努力，变成世界瞩目的交响乐团，而且在中国的广大的音乐听众面前，中国爱乐乐团也不愧于一流乐团称号。

保利文化集团从十年发展到现在，其实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我们这里有电影拍摄、电视剧拍摄、剧院管理、影院建设，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也发展起来，成为叫保利系的这样一个电影放映机构，另外还有一个产业是艺术品交易，因为我们这个高峰论坛可能没有涉及这个领域的探讨，但是我希望大家，特别是从事高层文化机构的负责人，关注中国的艺术品交易市场，从今年的春天开始起，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保利拍卖公司，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大拍卖公司。中国艺术品市场，现在是方兴未艾，北京未来可能会成为继伦敦、香港、纽约之后的一个世界中心。

我们另外一个业务就是保利文化集团的演出和剧院管理业务，经过十年发展，从单单拥有一个保利剧院到现在管理着19家中国最好的剧院。因为我跟我的同事们这两天的探讨，大家都对中国建立剧院的新现象有很多的兴趣，保利剧院到现在为止每年演出的，我们自己的演出量，去年在3000场，今年可能会达到3500场左右，这样一个大的拥有量。就是说，我们应该是中国文化机构里面，就单一机构而言，拥有演出量最大的一个操作机构。所以在这方面也应该说，圆了我们自己的一个梦。以前我们总是在跟，包括我们国家关注文化的领导人，包括一些学者们都在讲，我们可能在暂时还没有一些实力去和西方巨大的表演机构去对话和交流，因为我们的体量都比较小。这几年来，随着社会上逐渐形成共识，要打造一些大的论坛，要进行东西方对话的时候，我们有了势力也有了资源，我们保利集团也初步完成了这个设想，所以我很荣幸跟大家参加这个会。

余其铿：我舍不得乐团团长这个位置

余其铿：我从广州来，我的专业是学打击乐的，96年当了广东乐团的团长，一年后当了厅长，现在是广东演艺集团的董事长。在文艺改革当中，要把广宗省的直属团院所有的剧场中介演出公司一共13个单位，归到这个演艺集团统一管理，目的是想通过搭建一个实力强大的演艺平台，把广东省的表演艺术做大做强，在这个过程当中，尽管当了文化厅的副厅长，还有集团总裁，我一直兼任着广东交响乐团的团长，我们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乐团，跻身于优秀交响乐团，我和我的队员们努力第把事情承担，所以我还是舍不得这个官，一直担着这个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