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把握中国文化产业崛起带来的机遇

乔普林：希望与中国同事一道进行艺术方面的冒险

乔普林：我们城堡剧院五年前就开始与不同的国家进行合作：我们和非洲合作，形成新的艺术形式，我们有了第一部非洲的歌剧；我们和印度宝莱坞的电影制片公司合作；我们还与俄罗斯进行合作，与俄罗斯的主要剧院都有合作项目。现在的时机合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到这里来，和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建立关系的原因，这也是我为什么参加这次高峰论坛的原因。

我想，我们可以交流思想，进行合作项目，这种合作是双向的。同时，我们会提出建议，也会讨论我们的中国同事所提出的建议。而且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双方如何一道进行新的艺术方面冒险，如何能够为观众提供新的体验。

尼古拉斯·肯扬：西方音乐家对中国感兴趣已不止百年

尼古拉斯·肯扬：我们不是最早对中国感兴趣的人，实际上西方音乐家对中国感兴趣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比如说马勒，或者是其他一些音乐家。但我们意识到，现在合作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上，而且也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这很重要，就关系到我们的交流如何能够发挥作用，因为观众不一样了，观众的知识水平也不一样了。

西方的观众，他们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爱好，他们也会对不同的艺术感兴趣，他们不再局限于对某个艺术形式，比如说音乐、话剧或是歌剧感兴趣，他们的兴趣很广泛。中国的观众也是如此，这样这两者之间的交流，能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或者是以其他机会进行交流，都是很有正面意义的。

黄玲玳：我们肯定会继续进行项目

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能够提议召开这样的高峰论坛，我们非常骄傲，这已经是第二次开会了。我们第一次会议是在两年前召开，在一个公园，当时也是有余隆先生，还有凤凰卫视参与，我们三家一起进行了这样的会议，然后当时大家同意到北京来继续这样的讨论。我想，我们大家进行了非常开放的讨论，在这种讨论的基础上，我们肯定可以继续提出一些项目。

主持人曾子墨：那么也许你们可能知道，文化产业和表演艺术在国际交流中越来越重要，正如有些人已经提到的那样。在中国也是如此，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因此我们将会看到，在未来，中国艺术家和欧洲艺术家的合作方面有很多机会。我想听听你们各位对这种机遇的看法，以及这样的潜力如何在将来发挥出来。

余隆：文化产业腾飞需要两方面的基础

余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开放的中国，我觉得举行这个论坛很大的原因，也是希望能让全世界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在我这个年纪，至少是有这个记忆的，就是说三十年内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化之大，不是我们能够用一两句话能够形容的。但是在开放的同时，我们认为在文化的交流上要有一个更大的平台，这个平台上我觉得更重要的情况我曾经跟国外的艺术大师有过一次谈话：世界上很多的误会，都是由于文化的误会造成的，这个误会造成以后，影响可能到小到相互间的交流，大到可能出现种族问题，各方面的问题都会有。所以文化交流是很重要的事情。

至于你刚才说的文化产业问题，我觉得既然我们在这上面提出问题，我想把这两者分开看。第一，如果文化或者艺术没有做好的话，产业也就没有了。这个产业一定要建立在你做好本身的基础上，就像是一个拍卖公司做拍卖，首先得有艺术品。第二，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文化艺术，应该怎样去打造一个共享的平台，或者给今后的产业铺出更广阔的道路来，这就是艺术上的探讨。如果能够找到一条路，为我们今后的产业也好，为所有的这些工程也好，能够提供一个基石性的作用。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产业这条路上起飞，我觉得在起飞的这个基础上，把我们的文化艺术做好。

徐沛东：中国了解西方文化容易西方了解中国要难一些

徐沛东：我们参加了两届欧洲文化论坛，应该说这个论坛是深层次的、高层次的，不是简单的，不是对某一个国家的文化发生兴趣或者如何如何。从现在这个文化氛围来看，中国了解西方的文化，会更容易一些，会更多一些，比如说北京国际音乐节，每年都请外国大量的艺术家来，演奏大量的西方优秀文化作品，这在中国已经非常深入人心。

同样，外方也希望了解中国的情况，那么如何把我们的文化也介绍给我们的朋友们，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深层次的。当然，中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发生的这样一个聚变，特别是近几年有战略意义的一个发展，所以我想，能不能在突破这个瓶颈上找一些途径，这些年我也致力于这些方面，应该说中华文化在欧洲或者欧美推广起来，还比较困难，没有像我们接纳西方文化这么容易。

中国的人口、华人的人口占了全世界这么大的比重，所以在这方面，我想通过这样的深层次合作，真正让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能得到一个平等的发展。所以我一直在苦思冥想，能不能找到一个很好的途径，让外国人理解我们的戏剧，理解我们的音乐，理解我们的电影。应该说我们已经做了一些，也有很大的突破，但是我觉得还远远不够，那我想文化这种合作，应该是对等的，或者说应该是一种相互的了解，一种相互的沟通，相互的妥协，才能有相互的容忍。我在这方面特别想得到一些很好的经验，特别希望这些朋友们能给我们这方面的指点。

李六乙：中国艺术家负担着责任

李六乙：我认为我们这个会议的论题是很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两年前也已经召开过一次了。中国现在经济发展非常飞速，其实现在对文化的重视，不仅仅是单纯的某一个人的问题，实际上是有一种全民的意识：大家都觉得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基于这个基本认识，我个人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艺术家可能是需要很全面的素质。不光是导演，中国的艺术家们首先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是：

第一，对自己的传统怎么认识。我们的文化是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我们怎么在文化传统当中，寻求到对我们当代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说我们对传统的认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基本点。

第二，中国艺术家们需要一种文化自信。我们现在经济很发达，却造成了一种现象，这就是文化的缺失，而这种缺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道德的，伦理的，法律的问题。而这种问题一旦出现以后会越来越严重，实际上，我们现在要解决一个文化重建的问题，或者说文化回归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就要有充足的文化自省。我们的文化已经非常丰厚，应该讲它不仅仅是传统，有很多是非常当代的，这是第二点。

第三，我个人认为，我们大门已经打开了三十年，过去更多的是经济方面的合作，现在文化上的合作也很多，但是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输入比较多。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好，因为你之前没看到这一百年以来世界的发展是什么样的，需要让所有中国人民看到，世界的文化发展是什么样的，文化也应该是由全人类共享，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输入的过程是非常好的。但是仅仅是输入，对于中国来讲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还要输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文化也同样璀璨，也同样希望其它的民族接受我们的文化，享受我们的文化，我们就需要输出。

我们输出什么这又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我们峰会应该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我们除了对历史文化的输出，比如办一个什么展览，把我们的故宫博物院一些很好的藏品送出去，但这仅仅是把过去历史的一些面貌带出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我个人认为，重要的还在于当代文化，就是当代中国人的所思所想到底是什么？人的所思所想，实际上是反应在文化上面。其实让西方真正要了解中国，是要了解我们的思想，刚才余隆老师说得特别好，不仅仅是要了解我们的经济数字，更要了解我们的思想，我们当代的思想，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个确确实实是需要中国的艺术家们思考的。

在这个前提下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对世界的了解，我们在这样一个国际平台上面，怎么去表达我们的思想，而这个思想，不是过去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也不是过去的那种单纯的政治意识，而是在国际舞台上能够共通的哲学，这里面有差异也有统一，在差异与统一当中，我们获得交流，这是我们对传统的认识，对明天的认识，这是我们能达到的一个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