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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有人情味儿的老北京,有钱没钱都讲礼义廉耻

2017-11-27 20:36:45 凤凰文化 侯磊

编者按:作为一国之都,北京推出的各种政策和态度往往是受社会关注的,一定程度上得令大众信服,这不仅是对社会负责,还是对过去那个有人情味儿的老北京的一种传承。在过去,北京还是个相对容易谋生的,养穷人的地方。由于环境和人口因素,北京给许多人提供了多种就业的可能性。无论刚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还是背井离乡在外漂泊奋斗十多年的中年人,北京的服务体系就这样被日常的各类普通人支撑起来了。

即使是基础设施不那么发达的过去,在老北京卖黄土、卖小吃、卖艺唱戏的人比比皆是,这都是能供穷人吃饭的营生。穷人的生活在温饱边缘,但不至于绝望。老北京里南来北往讨生活的人,不论贫富与阶级,都生活在胡同里,不论有钱没钱,都讲礼义廉耻,都一样喝豆汁儿。或者就算大家都不宽裕,也愿意互相拉一把,过着简单饱腹的日子。

倘若这里都容不下穷人了,那么其他地方呢?中国走过弯路,人人都穷过,做人不能忘本,不能没有体恤,更不能张嘴“何不食肉糜”,尤其是读书人。

陶渊明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他还说“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可当不义之事,贫穷之苦出现于号称王道乐土、首善之区的北京时,只怕我们每个人要既忧道,又忧贫。

任何城市都有自己的贫民窟,若非要将贫民窟比喻为城市的癌症毒瘤的话,那这个毒瘤千万不要动刀割掉。割掉会癌细胞扩散,城市的问题会更大。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人不能失去道义。

“忧贫”并非忆苦思甜,而是尊重历史。因为在过去,北京还是个相对容易谋生的,养穷人的地方。

穷人生活在温饱边缘,但不至于绝望

北京过去有许多奇葩的职业,如卖黄土的、卖瞪眼肉、换取灯儿的、倒卖果子皮、二货茶的。卖黄土的人是找个板儿车,到城墙根儿去“上班”——找城墙上没砖的地方,拉一车黄土卖到煤厂里,摇煤球或做蜂窝煤。说不好听了是破坏公物。但一天拉两车黄土,起码能有饭吃。

卖瞪眼肉的,是马路边上一大锅,里面筋头巴脑连骨头带肉什么都有,论块卖不能挑,先吃后数签子结账。买的人都把眼睛瞪得溜圆,好挑一块肉多的。换洋取灯儿(火柴)的多是妇女,你给她破烂,她给你取灯儿,等于是变相地收破烂。这样她能稍微多赚一点。

再有是卖果子皮的、卖二货茶的。有的人家吃苹果的皮可以攒多了卖给这类小贩,小贩用糖浸了当零食卖。或有的人家茶叶只泡一货,晒干了接着卖。最底层的小贩们就用这各种零散的小玩意儿,三倒腾两倒腾,拼着缝赚出那点嚼谷,实在可怜。但小玩意没成本,起码能赚个仨瓜俩枣的。

还有那些卖干劈柴的、卖布头儿的、卖梳头油的、卖草帘子带狗窝的、卖估衣的……都是能供穷人吃饭的营生。旧京有白面房子、有最下等的土窑暗娼,街边也有坑蒙拐骗,也有摆着桌子写着“吃馍当兵”的国民党征兵处。当了兵就给两块钱,不少一无所有的人以“当兵”为生,入了伍找机会就跑,换个地方继续当。

民国时候,各地若有灾荒,人会出来逃荒,河北一带多会逃到北京的郊区县城伺机而动,若能混则到北京试试运气,不行则退守乡里。一些人进了永定门,有的人家在大路旁打个简易的棚子,摆个小酒摊儿,卖上几种自制的豆腐丝拌萝卜皮,就能把小摊位支起来谋生了。

刚开始连荤菜都卖不起(没钱进货),后来会把小酒摊儿做成大酒缸二荤铺,以卖给南来北往赶路的、赶大车的。这样的摊位没什么摊位费可交。哪怕是小孩儿,也可以挎个篮子去卖半空儿(花生米),卖臭豆腐、打粥。而他们平常也吃不饱饭,只能夏天在土堆上拾西瓜皮啃,或者偷别人家院子里的枣儿,连雪花酪都没吃过。

侯宝林、关学曾等老辈儿的曲艺人,小时候都过着几近要饭的生活。但他们学了曲艺,在天桥等地撂地演出。演得稍微好些,能进杂耍园子、再到进剧场,还能成名成角儿。另有京西的煤矿,大约普通矿工日工资五毛,学徒工四毛,若没有休息日的话,一个月也能挣十几块大洋。好的跑堂的干上二十年,回乡下也能买房子置地。

国民政府南迁以后,北京改叫了北平,房价物价都不高,能解决贫苦人的吃肉问题。如北京小吃。小吃多是价格低廉、便于携带、有刺激性的味道。不论好吃与否,定能果腹。

卤煮、爆肚、羊杂碎等都是动物内脏,起码它是肉;大凡中南海、北海与颐和园等,门票都不算高;天桥一带的曲艺表演,多是分时间计价,一刻钟打一次钱,每次打钱不多,五十年代也就是几分钱。因此不论穷人富人,都一样吃小吃,逛公园,听曲艺。

曲艺表演

若论再穷的人家,逢年过节也会买只猪头来炖。那猪头不好买,要提前到肉铺去预定,临了说要肥的,还提前能饶上几张肉皮。把猪头洗干净了,用刀背在顶上剁上几刀,将脑骨剁开(剁不好,到处都是碎骨头茬子)。用葱蒜花椒、用大锅把猪头炖到九成熟,把猪头肉从头顶扒开接着炖,直至晾凉了分食。这几乎是北京最底层人的生活了。

正所谓“游商不税”。旧京挑担子叫卖的人过去是不上税的。而摆摊儿的,都是由他在街面上摆摊儿的地方来管。比方在一家大药房面前有块地,有一修鞋的、一剃头的、一卖煮面条的。这三家要跟药铺打招呼,药铺伙计可由他们免费剃头、修鞋、和拿着面条白来煮。

逢年过节时这仨摊位给药铺送礼物,药铺的还礼还得轻,那意思来年接茬儿干;还得比较重(如还了只烧鸡肉食),意思是我们这儿不合适,来年您在换地方吧。这一切没有什么地租或税收,一切是以礼物、互利互惠的方式来交易,赔赚计算并不明确。人情、面子、礼仪要远大于利益。

现代化社会生活便利了,不需要那么多底层服务,再普通的工作对劳动者也有技术要求,使得贫民不易谋生。而过去天桥一带,大街上游动着卖茶水的人。一手提着茶水瓶子,一手抱着粗瓷大碗,一大枚铜圆两碗。

老北京车夫

朝阳门外、天桥南边,甚至有几处给乞丐住的客店,叫火房子。在屋子中间挖个大坑生火,一圈乞丐围着取暖,每天一大枚或几个小子儿。穷人家的女人们则去缝穷,一个挨一个坐成长蛇阵,每个人腿上堆满了破铺陈(破布),早上先去粥厂打粥,回来缝穷,多是缝袜子底儿。

穷人的生活都在温饱边缘,但还不至于绝望。过去的人觉得,只要是进北京讨生活,不管第一代人多么穷苦,只要是熬过这一代,第二、三代扎根儿下来。下一代多少不会挨饿,兴许能读上点书。实际上再过一代就解放了。读个不收学费,连伙食住宿都免费的中专或师范,多少能有点文化,翻身了。

不论有钱没钱,都讲礼义廉耻

都说北京城东福西贵南贫北贱,但此言并非绝对。自国民党北伐成功以后,北京有钱人少了。因为有钱人下台的去了天津,在台上的去了南京。南来北往讨生活的人,不论贫富与阶级,都生活在胡同里。

小时候,胡同里斜对门有一家有个哥哥叫小三子,脑子好像有点毛病,没上成学,成天家里呆着看电视。他爸爸是地道的“骆驼祥子”,解放前拉洋车,解放后蹬三轮儿的,姓平,当时就八十多了。

平老头太穷了,娶不起媳妇,由街道介绍分配了一个,那老太太有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双手跟鸡爪子似的。乍着手,眯缝着眼睛、奢咧着嘴唇、拄着根棍儿,一步一蹭地去胡同里上官茅房。这就是小三子的父母,他还有俩姐姐,好容易嫁出去,都管不了娘家。

九几年,他在饭馆里给人家洗猪肠子,每月一百块钱。后来父母去世,胡同拆迁,小三子就一人儿,给他找了小破楼房一居室,吃低保凑合活着,想来现在也有五十多了。

这就是胡同里的“低端人口”,每条胡同都有吃街道补助,平常舍不得吃肉,只能买点血豆腐或肺头小肠,回家凑合解馋的人(现在下水也不便宜了)。大家都知道哪家困难,但从来没人会绕着走,更没想过让他们找外地的亲戚,离开这儿。相反,街坊之间能想法儿帮衬,煮了饺子给人家端一碗。白送东西怕伤人面子,会低价给人东西,您瞅这外套您能穿?您给五块钱拿走吧。

老北京胡同

在北京,小三子这样的人家不算最贫苦。按说过去最破的地方,还是天桥、先农坛墙根儿一带,比龙须沟还惨。每家房子都是擦屁股的砖头(指碎砖烂瓦)盖的一两间小破窝棚,家家儿挨在一起,两边形成一条条的小“胡同”,没院子一说。房子小到开门就能上炕,讲不到居家布局。小“胡同”里面地都堆砌了各种杂物,窗根儿底下就是臭沟,让人没地方下脚。这地方一路过就想起相声大师侯宝林在自传里写的事儿。

侯宝林童年时被迫以捡煤核、卖报纸、拉水车为生。煤核儿是没烧透的乏煤,中间的芯儿还是黑的,捡早了烫手,晚了就被别人捡走了。捡的时候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还别被人抢了,也怕熟人看见。

白天撂地卖完艺,晚上睡觉没被子,要向被货铺租被子,那家租被子的女老板叫马三姐。看他可怜总是不收他钱。男老板问:“给钱了吗?”马三姐就喊:“给啦!”实际上不要。唱琴书的关学曾也卖过臭豆腐、给人家送过门神。送门神是卖门神那张纸码儿,说几句吉祥话,以讨得一点赏钱。

再比如,骆驼祥子是乡下失去土地而进城的人,他没手艺,空有一身力气,每个月只挣几块袁大头,但也攒钱买下了车,若是运气好,他能在北京赁处像样的房子,把虎妞娶回家过日子。即便是他落魄了,还能混个送殡打幡儿的不至于饿死。

与拉洋车的同时期兴旺的是北京的警察制度。警察最早是弹压街面,帮助群众的,大家都是街里街坊,并不会欺压百姓。他们管拉洋车的不会太罚款,马路边上能设有供洋车夫喝茶水的地方,会管着洋车夫不许跑得太快,以防止炸了肺跑死。因此北京街面上讨生活的人,大多能彼此和谐,相互制约,不会被人追着打撵着跑。

过去的穷人也有乐呵的时候,可能是消息闭塞,不知道富裕的人怎么活着。再起码是“穷帮穷,富帮富”,穷苦人不会多有文化,但尚能维系着街坊邻里的关系,好比香港的九龙城寨一样。当然,穷苦人的生活不能美化,他们的工作没地位没尊严。人家坐着你站着,人家吃着你看着。但穷苦人想不到这么多,先饱腹再说吧。

但不论有钱没钱,都讲礼义廉耻,都一样喝豆汁儿。

以善待穷人为荣,赶走穷人为耻

富贵本无种,尽从勤中来。

人在历史面前是渺小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北京城少有长久的富贵,也少有长久的贫瘠。所以老北京人恪守礼教,家家都有佛堂,乐善好施,以善待穷人为荣,赶走穷人为耻。

老北京街头做买卖的人

谁家对穷苦人和下人不好,谁家名儿就臭了,没人爱搭理。民国时,我家捡了一户逃荒要饭的人家,姓赵,干脆就安排在家里位于北京城外洼里村的地头儿上,翻盖一下几间房子,由他们来种那几亩地为生,顺手帮忙照应一下祖坟。每年新打下粮食来,给家里送一次尝尝鲜儿就行了。

再有是家中上坟去时帮帮忙,从来没什么“收租子”之说。后来祖坟被开辟成奥林匹克公园,这户人家八十年代尚能联系。

抗战胜利后我家家道中落,而我的叔祖父仍给北平基督教青年会捐了些钱,以表他的慈悲之心,至今还留有捐款的收据。

看《老北京旅行指南》一书中,也能看到北京有众多的慈善组织,有市政公所、京师警察厅等下属的,都由政府拨款;也有带点宗教色彩,私人出资筹办的。总名目有第一、二救济院、慈善五族平民教养院、贫民教养院(分内外城)、社会救济院、极乐万善慈缘总会、龙泉孤儿院、广仁堂、崇善堂等等。

冬天时,慈善机构会开设的粥场来舍粥,舍棉衣;夏天会舍单衣。先农坛里都设有树艺教养所,专门收无业游民,教给他们园艺,以便日后谋生。北京有义学,有所市立平民学校,分初小和高小,也是不收一分学费。但凡人能坚持到高小毕业就能找到点工作,甚至都能去教初小了。还有为盲童设计的启瞽学校。

另有如功德林有流栖所,即穷人的收容所,也会给医药和服装,但一般做不到遣送回原籍。广渠门内有育婴堂。还有陆地慈航会,是由牛车拉着,发现死人就运走埋了。各处会有义诊,看病抓药都不收钱,当然也治不了什么大病,都是开点很一般的草药。在北新桥一带,义诊的地方在现在的北新桥二条,叫“报恩寺”。

而大批富有的老字号为了博得名声也会大做慈善,顺便也做了广告。同仁堂乐家除了舍药,还会在挖沟的地方夜里点上灯,以方便路人。北京饭店也经常举办慈善游艺会或慈善舞会,门票一元到三元。

老北京有几位知名的慈善家。他们不仅掏钱,还做了很多实事。做过总理的熊希龄创办了香山慈幼院,专门培养孤儿。老舍童年时上不起学,是由西四著名的刘寿绵刘善人供给他上学。西直门大街一半都是刘善人家的产业,后来他散尽了万贯家财,带着女儿一起出家了,成为了宗月大师。老舍先生的很多小说,都是讲贫困线以下的滑稽和幽默。他笔下的穷苦人是真穷苦,但都真本分,可敬可爱。

香山慈幼院

如今,但凡读过点书的人,已经不易理解什么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了。我们想不到过去人能去买二手的衣服和鞋子(不知是从活人身上抢的,还是从死人身上扒的),也没见过大街上冻饿而死,一卷芦席埋到义地里的“倒卧”。但从逻辑上讲,总归是有的。

北京有过很多收编穷苦人的时候。通惠河南边有条铁路,当年有很多铁路沿线的外来劳工,把工棚搭建在铁路旁边生活,日久天长并入铁路系统,落户北京了。1948年前后,北京编订户口,有很多人寓居在某户,新中国上户口的时候就算是那里的人了。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如果真把考试和吃饭挂钩,一百分的人吃一百分的饭,那么不及格的人,怎么也得给六十分的饭吃。也许我们养不起那么多不及格的人,也很难一时让他们拿高分,但真把得零分的都饿死?于心何忍呢!中国走过弯路,人人都穷过,做人不能忘本,不能没有体恤,更不能张嘴“何不食肉糜”,尤其是读书人。

侯磊,北京人、青年作家、诗人、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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