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逝世50年后，“不成问题的问题”还是问题

导语：近日，去年的金马奖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终于在大陆上映，该片改编自老舍先生发表于1943年的同名短篇小说，讲述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树华农场在主任丁务源的管理下走向衰败的故事。小说中，老舍用讽刺的笔触指向了国民性问题，直面中国人的性格弱点：人际关系是主要问题，其他的，全部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电影编剧和导演梅峰说，小说中的这个农场，在一定意义上，是整个中国人情社会的缩影。

评论人黄德海认为，小说无意探求人性的复杂部分，而意在为这个深陷困苦的国家找到内在的国民性病根。小说中，国民性中的黑暗和污浊妨害了社会的进步，老舍给出的答案是只有彻底改造如此这般的国民性，农场才有希望。但“不知务”的人并不能真的为世间做出应用的贡献，黄德海认为，那种期待一劳永逸的药到病除的思维，说不定正是某种可怕灾变的必然前因。而电影因为祛除了原著对社会改造的热心，又因为没有赋予人物和事件以现时代的色彩，让原本就不圆满的人物显得更为单调和陈旧。

老舍

如果我说老舍的大部分小说，都已经在时间的排推消蚀之下染上了略显陈旧的色彩，大概很多人不会同意；如果我说老舍的很多小说都有做证明题的嫌疑，可能会有更多人的反对；如果我说除非让现时代的色彩在改编中明亮起来，否则老舍的所有小说都几乎不需要再拍成影视剧，恐怕绝大多数的人会嗤之以鼻——很可惜，以上是我看老舍小说《不成问题的问题》和据此改编成的同名电影之后的真实感受。

老舍的很多写作，是一种文学性证明

《不成问题的问题》写于1942年，正值抗战时期，当时的老舍已经完成《骆驼祥子》，还没着手《四世同堂》，更不用说此后的《茶馆》。有心人当然能够从老舍作品中看出他的忧国忧民——骆驼祥子在军阀混战时期的三起三落，《四世同堂》中沦陷北平的水深火热，《茶馆》里三个时代（戊戌变法、军阀混战、新中国成立前夕）风云变化，灾难重重的时代和千疮百孔的世界从未远离他的作品，可以看出老舍对时代变幻的关注和选取情境的用心。即便是眼下被改编为电影的这个短篇，也不难从中国看出老舍的用意——是什么力量让一个农场（隐喻中国）陷入了如此可悲可叹的境地？

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曝人·情·事海报隐喻职场内斗

质实说，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变动太过剧烈，也太戏剧化了，历史本身的巨变，仿佛就足以成为文学作品的情节，只要选好了时间节点，一台好戏差不多已蓄势待发。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国共合作，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反右，文革，改革开放……这些时代界划甚至已经客观到了条分缕析的程度，一个阶段连着一个阶段，一个时期挨着一个时期……近代以来有识之士面对的复杂局面，那困扰人的、至今尚未结束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后来的文学写作中，几乎变成了固定时代公式的背书。我很怀疑，老舍的很多写作，就是这样一种对话语权拥有者后置设定的历史分期的文学性证明。

如果说跟此前此后很多证明性作品的不同，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没有把眼光放在时代，而是放在“国民性”上，选取解剖的代表人物，就是树华农场的主任丁务源和“全能艺术家”秦妙斋——“丁主任爱钱，秦妙斋爱名，虽然所爱的不同，可是在内心上二人有极相近的地方，就是不惜用卑鄙的手段取得所爱的东西。”不管是致力于疏通“人事”还是自命清高，丁务源和秦妙斋骨子里都是自私自利之徒，为了自己的那点儿私利，他们可以置农场甚至整个身外的世界于不顾，任凭农场甚至世界坍塌在他们的人情往来和口若悬河之中。没错，即便其间经过了励精图治，“葡萄与各种果树全比上年多结了三倍的果实”，但“果子结得越多，农场也不知怎么越赔钱”。

范伟饰演的丁务源就是片名中"不成问题"的指代

老舍的证明结果：改造国民性才有希望

或许是因为积弱太久，或许真的是一直自强不息，近代以来，人们对国民性批判毋绝，严复所谓“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鲁迅揭橥的“看客意识”“阿Q精神”，都是其中的典型。老舍的这个短篇，应该是承此而来，要证明的是国民性中的无耻成分消泯了所有的进步可能，树华农场也果然如同中国的缩影，仿若《老残游记》里的“怒海危船”：“这船虽有二十三四丈长，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东边有一块，约有三丈长短，已经破坏，浪花直灌进去；那旁，仍在东边，又有一块，约长一丈，水波亦渐渐侵入；其余的地方，无一处没有伤痕。那八个管帆的却是认真的在那里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帆，仿佛在八只船上似的，彼此不相关照。那（些）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队里乱窜……方知道他（们）在那里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小说没有，更可能是无意探求人性的复杂部分，他得用自己的笔为这个深陷困苦的国家找到内在的国民性病根，从而引起疗救的希望。

从小说来看，老舍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治病救人的良方，体现此良方的人物，就是继丁务源担任农场主任尤大兴。此人成长过程中有海外背景，性格上吃苦肯干，不挑肥拣瘦，对待婚姻也是以事业为主的辅助方式，应该是老舍当时所能想到的最佳救世人选：“尤主任——他叫大兴——是在英国学园艺的。毕业后便在母校里作讲师。他聪明，强健，肯吃苦。作起‘试验’来，他的大手就象绣花的姑娘的那么轻巧、准确、敏捷。作起用力的工作来，他又象一头牛那样强壮，耐劳。他喜欢在英国，因为他不善应酬，办事认真，准知道回到祖国必被他所痛恨的虚伪与无聊给毁了。但是，抗战的喊声震动了全世界；他回了国。他知道农业的重要，和中国农业的急应改善。他想在一座农场里，或一间实验室中，把他的血汗献给国家。”“大兴要的是一个能帮助他的妻子，美不美没有什么关系……她没有什么本领，但在大兴想，女人多数是没有本领的；结婚后，他曾以身作则地去吃苦耐劳，教育她，领导她；只要她不瞎胡闹，就一切不成问题。他娶了她。”

在小说里，尤大兴在丁务源、秦妙斋的夹击和太太的不明事理之下失败了，问题当然也就出在几乎无法破解的国民性上。至此，老舍的证明已经完成，即国民性中的黑暗和污浊妨害了社会的进步，只有彻底改造如此这般的国民性，农场才有希望，中国才有希望——看起来真是一条足够明确的捷径，可是，真的能够如此吗？

期待一劳永逸，或是可怕灾变的前因

《庄子·德冲符》记下一个故事。叔山无趾用脚后跟走着去见孔子，孔子说，你不谨慎你此前的所为，落了现在这个无趾的下场，现在来找我，也来不及了。叔山无趾的回应标示出道家对犯错问题的解决途径：“吾唯不知务而轻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来也，犹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务全之也。”我感兴趣的，是其中的“不知务”，即人对社会的复杂性（因为人的性情各不相同，所以鱼龙混杂是人世的常态）不够了解，对社会人生以及种种规则、潜规则轻藐以视，不免会“轻用吾身”，成为某种理念或思维形态的牺牲品，并不能真的为世间做出应用的贡献。或者说，真要为世间做出点贡献，就必然要对人世的复杂形态有足够的了解，“知务”，而不能像尤大兴那样鲁莽颟顸。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说，即便像下棋掷骰子这样的游戏，“如果只当作消遣，不从小就练习的话，也是断不能精于此道的”。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开始觉得，在治理（农场或更大的共同体）这件事上，仿佛人人都天赋独具，轻易就开出灵丹妙药，只要人们肯服用，便可以立即药到病除。可惜，人世的真相从来是复杂，期望有海外仙方或飞来洪福，恐怕只是天真者的自负，老实人的幻想——说得严重一点，期待一劳永逸的药到病除，说不定正是某种可怕灾变的必然前因。

电影是黑白风格

讨论完小说，或许用不着再对着电影重来一遍，因为据说电影高度忠实于原著。尽管导演有自己的改编方案，想“对故事本身不加政治判断和意识形态的理解，把人物生动而丰满地表现出来，为什么那么做，为什么这么存在，将这层东西做出来就好，有这个感觉之后再铺陈来自世俗生活的细节”，可整个电影刻意而为的黑白风格、无意而仿的原著思路、过于典型的人物特征，都没有脱离小说扁平单向的风格，也没有对尤大兴的做派有精妙细致的反讽，因而差不多只是对原著的一个合格证明。甚而言之，因为电影祛除了原著对社会改造的热心，反而让原本就不圆满的人物显得更为单调；又因为没有赋予人物和事件以现时代的色彩，不免常常显露出陈旧的样子来。

尽管可能有很多误会，但我仍然要说，以上的议论其实是我对一个认真做事的导演的敬意。啰嗦来啰嗦去，要说的恐怕只是——电影从来就不只是所谓的单纯艺术，秦妙斋式的清高在这里不适应，它必须知晓现时代的精神状况，从而可以让任何改编都变成当下的作品；无论一个创作者怀抱着怎样的精妙心思，他都需要意识到，如果要把一点点善意在人间世传递下去，不可以如尤大兴那样“不知务”，而是必须知晓善意穿过崎岖起伏世界的艰难样子——复杂参差的人性形态，才是社会的本然。

黄德海，任职于《上海文化》杂志社，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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