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仁波齐》：你以前去的可能是个“假西藏”

导语：上映以来，《冈仁波齐》的票房一路攀升，口碑却两极分化：有人说这是一部自我表演的伪纪录片对西藏文明的冒犯，也有人认为受到了纯粹信仰与日常生活的双重洗涤。在北京胡同长大的汉族导演，能拍好一部两个小时都在磕长头的西藏纪录电影吗？

评论人景成从对西藏的刻板印象谈起，“一片未受文明污染的、带着精神性的、神秘主义的、没有饥饿、犯罪和纵欲的、与世隔绝的国度，和一群仍然拥有古老智慧的人群”，恐怕只是穷游爱好者们到过的“假西藏”，相比而言，《冈仁波齐》中的泥浆与喧闹、出生与死亡反而更真实；作为一部以信仰为主题的公路片，朝拜就是一场信仰的“成人礼”，一行人经历各种各样的意外、困难与收获，实现了内心的彻悟与超脱，最终到达了现实与信仰双重意义上的“冈仁波齐”；作为一部藏语电影，《冈仁波齐》还向我们提出了“我们内部的他者”的问题。在观影过程中，“他们”的一举一动反过来倒逼“我们”面对自己的心灵，反思对西藏的各种“东方主义的幻影”式的想象和误读，去面对我们缺乏激情与信仰的日常生活。由此，“他们”的冈仁波齐，最终成为了“我们”的冈仁波齐。

朝圣途中的藏民《冈仁波齐》剧照

近年来，西藏题材电影不断进入观众视线，从万玛才旦的《塔洛》到松太加的《河》，这些优秀作品不仅呈现了我们想象当中雪域高原苍茫纯净的美景，也带给了我们原有认知之外的视觉体验——关于西藏普通牧民百姓的生活、情感和内心世界。然而，当被视为“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之一、曾拍摄过《洗澡》和《昨天》的张扬，也拍摄了一部西藏题材电影、而且是纪录片的时候。影迷不免有此担忧：一位北京长大的“胡同串子”，如何能够理解陌生的西藏，更何况，是西藏文化当中最深奥和神秘的藏传佛教？

自2008年起，张扬长期在西藏居住和观察，对西藏寄寓了极其特殊的感情，甚至连装束看起来都变成了足以乱真的康巴汉子，直到2013年时机成熟，才带领团队进藏投入拍摄，在《冈仁波齐》之外，还拍摄了一部故事片《皮绳上的魂》。经年累月的田野观察，足以支撑张扬的自信吗？恐怕我们还是要从西藏谈起。

导演张扬

一、 打破“东方主义幻影”：我们如何想象西藏？

有史以来，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西藏长期处于人烟稀少、与世隔绝的“化外之地”状态。即使明清时期通过理藩院和“金瓶掣签”等制度设置，力图将其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当中，西藏依然与中央政府保持着相对松散的类“羁縻”状态，并在1911年清帝国瓦解之后迅速成为半独立的地方政权，直至新中国于1955年完成对西藏的和平解放。

这种特殊的背景，使得西藏天然具有“桃花源”的想象空间。遥远的欧洲人创造了一种想象的、超现实的西藏形象：一片未受文明污染的、带着精神性的、神秘主义的、没有饥饿、犯罪和纵欲的、与世隔绝的国度，和一群仍然拥有古老智慧的人群。而这难道不同样也是我们通常对于西藏的刻板印象吗？

发明“东方主义”一词的萨义德，意指的不是一种西方对东方抱有偏见与歧视的“地图炮”，而是一种将自我的刻板想象幻化并投注到“他者”身上的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这种“东方主义的幻影”并不仅仅属于西方，如今它也正在成为我们自己的创造物。例如，云南中甸县为发展旅游业更名为“香格里拉”，这个西方三流小说家在一百年前自己意淫出来的名堂，如今却被我们奉若神明，煞有介事。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我们曾经亲身前往西藏，在短暂的旅行停驻中，所看到的往往并不是西藏的真实面貌，而是我们已有的西藏想象的印证。

在汪晖看来，西藏文明是伟大的文明，藏传佛教有悠久的传统，但它们的意义并不存在于“东方主义的幻影” 中。西藏必须从西方人的想象和香格里拉的神话中解放出来，否则不会有真正的进步。

而《冈仁波齐》的可贵之处便在于：它不是以游览的姿态去拍的高原风光的“旅游宣传片”，也不是以猎奇的眼光讲述的“西藏逸闻趣事”，更不是高高在上地、抱着所谓“现代”和“文明”的优越感，去打量或嘲讽朝拜这种“愚昧落后”的古老形式的产物。《冈仁波齐》产生于与长达9个月的朝拜之旅的朝夕相处，产生于张扬在西藏的深度生活经历里。唯此，我们方才看到了一场真实的朝拜之旅，以及其中真实的朝拜者的生活世界和信仰世界。它会让我们觉得，我们之前去过的是“假西藏”。

信仰之路

片中的许多段落，展现的是朝拜途中所经历的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事故。譬如，由于雨季涨水，一行人来到了一条横亘318国道的湍急的河流面前，他们在水边停了下来，正当观众都以为他们会暂停磕头、先蹚水过河再说的时候，他们轻描淡写地商量道：“怎么办？”“那就磕过去吧。”短短的两句交流之后，便是他们接二连三地一个猛子扎入水中，泥浆几乎漫过头顶，我们已经很难分辨到底是在磕头还是在“游泳”，伴着旁边车辆的飞驰而过、水浪四溅……不是湛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动人的梵呗，而是肮脏的泥浆、污秽的身体、喧闹的道路。这是我们从未想过的朝圣景象，也是对我们心底的“东方主义幻影”的一场必要的打破。

朝圣之路《冈仁波齐》剧照

二、公路与信仰：从《雾中风景》到《冈仁波齐》

《冈仁波齐》是一部介于剧情片和纪录片之间的“伪纪录片”：一方面，导演使用非专业演员完成全片，没有对出演者的真实经历进行编排和干涉，符合纪录片要求“真人真事”的基本形式特征；另一方面，导演又在整个跟拍的过程中，根据电影本身的节奏设计提示、加入了某些台词和段落，保持了整个朝圣故事的完整和流畅。但与此同时，《冈仁波齐》也是一部具有典型特征的公路片。

公路片可能是国内观众相对陌生的一大电影类型，并不是故事发生在公路上就叫公路片。公路片脱胎于西方文学中的“成长小说”，基本模式是：主人公从一个特定的起点出发、向某个终点进发，在途中遇到各式各样的人和事，往往是历经千难万险，最终获得了意义的实现与自我的完成。古希腊荷马的《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历经十年的回家之旅，18世纪英国作家班扬的《天路历程》中一名基督徒自我救赎的天路，都可视为成长小说的先河，也颇具有现代公路片的质感。中国观众不会对这种模式感到陌生，从长安出发、向天竺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修成正果”的《西游记》，就十分符合公路片的形式特征。

《雾中风景》剧照

在谈论《冈仁波齐》之前，我们可以用来比较的是另一部同样与信仰有关的著名公路电影，希腊大导安哲罗普洛斯的《雾中风景》：战后的希腊，一位单身母亲独自抚养着一对姐姐和弟弟，他们一直追问他们的父亲在哪里，一次偶然听说“在德国”之后，两个只有几岁的孩子毅然踏上了去德国“找爸爸”的旅程。他们当然没有找到。影片的原始结尾处，两个孩子走向一条边境线上幽深的隧道，镜头逐渐变黑，全片戛然而止。这个故事的意义何在？对于所有的西方人来说，他们都有两个父亲：一个小写的father是血缘意义上的父亲，而一个大写的Father则是精神意义上的父亲——天父上帝。所以，两个孩子的寻父之旅，其实指向的是战后欧洲深刻的精神危机，恰如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父，我的父，你为什么要离弃我？”

因此，当我们说《冈仁波齐》是一部公路片的时候，不是因为它的故事的确发生在公路（318国道）上，而是因为在这条公路所承载的朝圣历程当中，一行人如《西游记》中的师徒四人一般，经历各种各样的意外、困难与收获，实现了内心的彻悟与超脱，最终到达了现实与信仰双重意义上的“冈仁波齐”。在公路这个典型的现代文明产物上，除了一台拉着铺盖的“扶贫专用”拖拉机（中途还坏掉了），片中的一家人们却没有搭乘任何交通工具，而是用原始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朝拜（磕长头）——完成了一场不可能完成的超越之旅。

“每个藏族人，一生都应该去冈仁波齐磕一次头。”这并不是一种现实强制，也很难说是一种道德束缚，而是一种彻底追回内心的自我实现的诉求。在这个意义上，朝拜对于影片中的一家人来说，具有的是某种“成人礼”的意味：它指向的不是肉身的成人礼，而是信仰的成人礼。所以在他们当中，既有年届耄耋的老者，最终归葬于冈仁波齐神山的皑皑白雪当中，也有在朝拜途中刚刚降生的新生命。无论如何，唯有经过这重看似不可能的信仰的洗礼，一个藏人方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藏人。正是这条贯穿其中的信仰的完整性，支撑起了《冈仁波齐》的叙事线索，也使本片没有流于纪实题材作品常见的琐碎冗长的弊病，可谓“形散而神不散”。

怀抱新生儿的朝圣者《冈仁波齐》剧照

三、“他们”的冈仁波齐，“我们”的冈仁波齐

相对于西藏悠远的文化史，藏语电影则显得十分年轻：直到2006年，才出现了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藏语电影：万玛才旦的《静静的嘛呢石》。同在2015年进入观众视线的万玛才旦的《塔洛》和松太加的《河》，被认为掀开了藏语电影的一个高潮。《冈仁波齐》则可以说是在这个脉络之下，第三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藏语电影。对于国内的主流观众来说，这些作品是不折不扣的“外语片”——正如有评论指出，这些作品的出现，使得“华语电影”的概念不得不重新界定。或许我们可以借用王德威教授的说法，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华语语系电影”。

不管我们如何看待藏语电影的位置，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它的出现向我们提出了关于“我们内部的他者”的问题：西藏既在现实版图的意义上属于我们之内，但它又在语言、文化和信仰上向我们呈现了深刻的异质性和外部性。因此，真正理解《冈仁波齐》，理解藏语电影，必然要涉及我们对于“自我”与“他者”的重新审视，并在这种重新审视中，使“他们“的冈仁波齐成为打动我们的艺术力量、成为我们的一次精神事件，换句话说，成为“我们”的冈仁波齐——否则，本片就仅仅是一些陌生遥远的文化符号而已。

纪录片在内在的精神气质上，脱胎于现代的人类学研究，在诞生之初就有“影像民族志”的说法。整如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施特劳斯所言，人类学的中心是关于“他者”，从对“他者”的研究中发现关于自我的某种深层结构。所以，当人类学家们走近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走进亚马逊雨林里的原始部落的时候，他们抱有的并非是一种游戏式的猎奇，而是试图从他们那里发现人类社会的某种共通性，换句话说，发现“他们”与“我们”之间的联结。

经幡《冈仁波齐》海报

纪录片导演也是这样。一部“两个小时都在磕长头”的电影，之所以能够引起我们的兴趣，原因何在？可能最根本的是，本片击中了我们时代关于信仰的某种普遍困惑与焦虑。《冈仁波齐》通过大量主观镜头的设置和人物内心的刻画，使得我们不是在看一场朝圣之旅，而是同片中的一行人在一同经历这场朝圣之旅；而当我们在影院里同他们一同经历漫漫318国道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不自觉间面对、经历和体验着这场残酷的信仰之战。“自我”与“他者”就在这种微妙的电影场域中发生了倒转。似乎是我们在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但是不知不觉间，是他们的行为反过来逼视着我们自己的心灵，逼视我们去反思关于西藏的各种成见与误解、去反思我们习以为常的缺乏激情的生活。

正是在这里，《冈仁波齐》达到了一部优秀艺术电影所应有的高度：它足以成为我们内在的某种“回心”之契机。正如导演张扬所言：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生活方式是完全正确的，但若干年后，人们仍可以从这部影片里，看到有一个民族还这样生活过。神山圣湖不是终点，接受平凡的自我，但不放弃平凡的理想和信仰，热爱生活，我们都在路上。”

景成，95后待红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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