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林奕含并非死于自杀，而是死于东方式的诱奸文化

2017-05-25 01:18:47 凤凰文化王东东

导语：26岁的台湾女作家林奕含在完成半自传式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不久后自杀，引发了社会对教育工作者性侵学生的强烈关注。

学者王东东认为，《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在文学上具有一种诡辩的特性，但这种诡辩并未能发展成自我救赎式的禅意，而是成为了充满尖锐和耻感的“反语文学”——在不能成为控诉时，成为反语，这反而是一种对她来说愈加稀少而珍贵的生存意志，只是最终汉语世界和她的想象力都未能驯服“恶”。

对于林奕含而言，语言世界和行为世界的分裂是致命的，正是行为世界击溃了林奕含对语言世界的信仰。文学不仅未能帮她走出精神困境，更无力真正“报复”陈星，无法赎回正义、受挫的正义感和正义之心。林奕含并非死于自杀，而是死于她被诱奸之后社会的集体沉默，死于一种东方的诱奸文化——正是汉语文化圈，最缺乏对恶的认知能力，而无理增加汉语人面对恶的羞耻。

在生前接受采访的视频中，林奕含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但真正可悲的是，林奕含不仅未能撼动文学的大厦，也未能损伤陈星分毫。若结果如此，台湾的民主就仍是令人失望的。就像台湾昨日做出了法律宣告保障同性婚姻的壮举一样，我们期待“诱奸”文化受害者也终将迎来迟来的正义。

林奕含生前采访视频

林奕含的文学人生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一本天才之作，不是因为它的作者毁灭了，竭尽全力完成了它。正如林奕含意识到的那样，《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在文学感性上具有一种诡辩的特性，它在展示一种诱奸文化的同时也有可能加入到它的最新行列当中。但是，可以带来安慰的是，在这种诡辩中仍然保留了抵抗的可能，至少，它完成了一种美学的阻击，使我们在阅读《洛丽塔》这样的作品时不再感到那么顺理成章抑或从心所欲不逾矩。

可以做一点“文学形式分析”，但，只那么一点。小说人物甚至他们携带的故事之间具有一种镜像般的对称结构，尤其是思琪和怡婷这一对灵魂双胞胎，还有饼干、晓奇这些林奕含的分身，她们的存在不仅因为事关欲望和欲望的模仿，也是作者自我增殖、分裂和认识的需要，在此意义上，伊纹既是一个更高级的模仿对象，也是作者自我期许的形象：伊纹在流产后决定离开家暴成性的丈夫，重新开始生活。但是林奕含终于没能成为伊纹，而成了看心理医生的思琪，直至成为自杀的林奕含。林奕含的小说技艺可谓匠心独运，但她的生存技艺却未能战胜生命之敌，不能不令人扼腕唏嘘。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创伤后遗症、“恶”的问题与生命信仰

然而，小说在中断比较文学研究的伊纹姊与补习班的“国文”老师李国华之间造成了对比，其中蕴含的深意可能连作者也始料未及。而与她提出的问题也紧密相连：一个真正相信中文的人怎么可能作奸犯科，背叛这浩浩汤汤五千年的中国抒情传统？也即林奕含所说的“千锤百炼的真心”，抑或诗心？这个提问并非一个假问题，而实际还牵涉到文学存在的意义，以及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林奕含的这个问题甚至是无法回答的，因为它是林奕含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反映，除非她自身发生语言和意识的转变。

但除了这一问题之外，林奕含可能还提出了一个严肃的文化问题，也即汉字中虽然也有恶这个字，并没有告诉她们“恶”的问题，至少一直讳言恶，更不要说教会她们应对恶：“而伊纹希望我们在她被折腰、进而折断的地方接上去？”也就徒劳无功。

一般人尽可以去身体力行勒内·夏尔的诗歌格言：“尽可能不去模仿那些在谜一般的疾病中打死结的人”（张枣译），但林奕含是一个在创伤（trauma）中“钻牛角尖的人”。对于林奕含的语言和心理世界而言，语言世界和行为世界的分裂是致命的；正是行为世界击溃了林奕含对语言世界的信仰。

语言有时加快行动，但有时又推迟了行动

语言世界与行动世界是一回事，但又是两回事：如果说言行一致可以称为“好人”；那么神智正常的“坏人”则拥有更多随意转换的自由。林奕含的问题——艺术是否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或者从来就只是巧言令色？——可谓是对后一种情形的揭示，甚至正中靶心。在极端的拷问背后，是林奕含对人的绝望以及对文学的失望。尤其，文学不仅未能帮她走出精神困境，更无力真正“报复”李国华的原型陈星（原名陈国星），而只有报复才能为她赎回正义、受挫的正义感和正义之心。正是因为正义迟迟未来，林奕含的病情才会不断加重：“我的精神科医师在认识我几年之后对我说，你是经过越战的人。然后又过了几年，他对我说，你是经过集中营的人。后来他又对我说，你是经过核爆的人。”

林母最近一次发言说，林奕含其实也尝试过写作之外的其他方式寻求正义，“她写了好多、好长网志，她多想物理性去伤害那个老师，她拼命去网络、去相关妇女基金会、去找律师想提告”。林奕含在自杀前的访谈中也用到“物理性伤害”这个词组，但在那个广为流行的视频中被剪辑掉了，也许是为了保持她形象一贯的优雅？但这个说法其实只能见出她对正义的渴盼之心，这一股渴求正义的熊熊火焰甚至从未触及对方，而只是燃烧了她；并不是说这一种心情不可取；而是她在毫无办法之后，只能将这股执著的烈火转向文学。

房思琪

作为反语的文学

不必期望她的文章有多少清凉的禅意，如果那样她反而得救。虽然她文字的诡辩离禅意只有一步之遥。但这诡辩，实在不是她能把握，如她要反对的对象那样游刃有余：轻松的，是那种羼杂了恶的生活，更兼它的伪善的文学。她提出的尖锐问题，并不能妨碍她的耻感文学的成立：尤其，当将她的小说理解为一种反语。在不能成为控诉时，成为反语，但反语其实是棘刺更为广大的控诉。但林奕含恰好在文学中反对控诉，于是她的文学只能是一种反语的文学：“他硬插进来，而我却为此道歉。”不理解反语的价值，也不能理解她真正的意志；并非仅仅意欲超越“报告文学”的风格意志；这是一种对她来说愈加稀少而珍贵的生存意志。甚至林奕含也没有很好地理解她自己的语言。

然而，这种反语的文学是否有效呢？仍然取决于我们怎么使用它：是追责，还是歌颂诱奸者。作为反语，它分明在说：“惨酷的，太惨酷了！”既针对人性，更针对陈星。如果背叛了反语文学的初衷，可以想见，逃过追责的陈星也可以在小旅馆里偷偷欣赏《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英文老师不会明白李国华第一次听说有女生自杀时那歌舞升平的感觉。心里头清平调的海啸。对一个男人最高的恭维就是为他自杀。”在这个时候，每一个读者都会成为陈星。然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本来是诱奸文化的反语。

房思琪

论文学的意义：从静观，到行动？

小说有难度，而且，赌注过大。根本原因在于它将恶当做了审美（美学是感觉学）对象，然而，文学原本不应该将一切当作感知对象吗？“我的整个小说，从李国华这个角色到我的书写行为本身，都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诡辩，都是对艺术所谓真善美的质疑。”这其实更多是对现代文艺的质疑，姑且让我们以为，在古典的文艺观念里，美是依附于真和善的。既然古典观念本身意味着秩序，那么就一定要有取舍。

但在现代观念里，艺术是一种能量，艺术是与社会同构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怡婷她在回顾整个大楼故事的时候，她有一句心里话……她恍然觉得不是学文学的人，而是文学辜负了她们。”这同时又和文学的存在方式分不开，林奕含独有的想不开的问题是：文学之成为文学，乃在于对人生的一种静观的态度。而她也以一种静观的方式完成了（自我）批判。这使她更彻底地置身于恶而毫无防护，因为文学要求她再次背叛自己，她的文学牺牲的感觉区域却也是由社会的沉默所造成的隔离防护带。林奕含并不缺乏想象力，但她的想象力却并未驯服恶，而是被恶摧毁，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恶是无想象力的，恶是想象力的缺乏，恶非智能，而是智能的丧失。

狼师陈星

痛击诱奸文化：台湾社会应该替女作家写出另一部书

林奕含并非死于自杀，而是死于她被诱奸之后——社会的集体沉默，死于一种——东方的——诱奸文化。于是她的小说，竟成为她唯一发声的武器。当然，还有她的自杀，也是一种发声。汉语世界比英语世界更有资格成就一种诱奸文化，而且，诱奸还是汉语知识人/上层社会的特权，非知识人或下层社会似乎只能强奸？——要知道我们讨论的这些事件，发生在教育领域。但正是汉语文化圈，最缺乏对恶的认知能力，而无理增加汉语人面对恶的羞耻。应该说明，文化不是（全）善，而是向善。要建立一种能够对付恶、与恶斗争并且讲究斗争艺术的更为强硬的人生态度，至少，也应该是一种章太炎式的善恶一同进化的“俱分进化论”。

既然鲍曼可以将现代性与大屠杀关联起来，那么林奕含也有理由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具体补救的办法还有很多，如像李银河建议的那样将性侵罪正名为“身体伤害罪”，以防止污名化受害者，如台湾是否应该废止容易让诱奸犯与诱奸犯的妻子串通起来——这也是一个“中国特色”——控告受害者的“通奸罪”，女权组织是否应该为诱奸者建立档案，如厦大吴春明、北影朱正明、河大萧开愚……真正可悲的将是，林奕含不仅未能撼动文学的大厦，也未能损伤陈星分毫。如果结果如此，台湾的民主就仍是令人失望的，虽然我们也知道整个事件包含文学、新闻和法律不同层面的问题。

王东东，诗人，学者，现供职于某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