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中学入浙：素质教育不普及，应试教育才风生水起

导语：衡水中学入浙，再次引起风波。曾在浙江进行招生工作的旅法社会学家陈振铎认为，已在多省布局的衡水中学单单在浙江引起争议，一方面是浙江中学未曾断绝的人文传统受到冲击，另一方面，也呈现了浙江初精英中学以外的普通中学面临各种考核、以及民办和国际教育的内外挤压的现实焦虑。争议的背后是素质教育变成了资优教育，而应试教育反而成了救命稻草的现实状况。因此，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几十年来的城乡二元隔离留下的阶层固化焦虑。教育必须有底线，至少不能成为特权资源和阶层排斥的工具，基础教育要培养的不是高人一等的精英阶层，而是既有全球视野、又有国民担当的负责任公民。

衡水中学平湖分校

被公众理解为高考应试机器的衡水中学，随着其开办浙江平湖分校，又引发争议讨论。浙江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方红峰认为衡水中学是“应试教育的典型，他眼睛里只有分数没有人。跟我们浙江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理念不符合，他们认为是先进，我们认为是落后的，我们浙江不需要。”而杭二中校长叶翠微认为衡水一中是用招商引资的方式“绑架”教育，不可把衡水一中“办厂型”教育模式平移到浙江。这段教育官员和部分浙江精英中学校长的讨论，随着部分自媒体的炒作，成为浙江官方否定衡水中学模式，以素质教育之名封死把应试教育当作阶层攀升希望之实。

笔者认为，争议的潜在心理是触发了大众的心头之痛，即素质教育没有素质到所有人，反而成为精英阶层挡住底层子弟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而应试教育并没有像描绘的那样把人印成机器，反而给了底层子弟获敲门敲挤独木桥进行阶层攀升的一个、甚至是唯一的机会。

初创时的杭州春晖中学

为什么是浙江？

不管怎么样，衡水中学成功搅起了浑水，并触动了原本这和浙江，包括苏南地区自成一体、一直稳定的基础教育体系形成的观念，大有“狼来了”之势。但是，据传已在多省布局的衡水中学，为何单在浙江引起争议？

这与浙江的中学教育有自己的传统有关，浙江中学教育虽然历经动荡，但没有断裂。傅国涌主编的《过去的中学》中提到，杭州高级中学、春晖中学等一批有着民国传统的中学，至今仍秉承各种人文教育遗产并适应时代。而对于浙江人来说，这种相对来说更以人为本的人文素质教育，使得院士之乡、文化名人圈等各种人文教育成果，成为浙江的荣耀。部分舆论的质疑在于，浙江的这种“素质教育”，是基于江浙一直相对富裕和发达的基础上的，只有有钱有资源后才能谈这些素质教育。

该事件距离去年5月，在江苏和湖北省部分城市出现的因江浙鄂高考招生计划减招引发的大讨论过去接近一年。曾经从事过招生就业行政工作的笔者当时指出，除了各省高考制度后面的现实外，都是教育资源分配问题。衡水入浙风波，除了打破浙江原来的教育传统以外，和浙江初精英中学以外的普通中学面临各种考核，以及各种所谓民办和国际教育的内外挤压也有关系。

在全国层面，这和山东的一些地方学院考研模式有相似之处。这些地方学院，对刚进入大学开始专注于学生的考研，专门冲刺精英大学研究生，导致一些名牌大学教授在面试环节不得不多设置考核标准以选出不光会应试的学生。

具体到中学，这和笔者在浙江温州进行招生工作看到的问题相似，部分乡镇公立中学之间，公立中学和民办中学，面临各种考核指标以及竞争压力，互相高薪挖师资、抢生源不时出现，虽然没有衡水中学和毛坦中学这么超级巨兽的规模，但竞争的噱头，不输任何民办中学。浙江近年的民办中学教育，在地方政府的默许和各种支持下快速发展。早期是浙江诸暨、宁波等地的部分民企主办的超级中学，也以有教育特色、保证升学率在省内抢夺了部分优质生源。衡水一中作为衡水中学民办教育的试水，背后有房企身影，而衡水一中平湖分校的前身，是1956年创立的乍浦中学，被地方政府——一个经济开发区，以生源问题为由改制，招商引资为民办中学。乍浦中学被改制的背后，是地方政府近年以绩效和生源为名，大量对农村乡镇中学进行撤并推动形成超级大学校的一场运动。

在高考仍是相对合理和公平的选拔机制的时期，这种围绕应试为考核和竞争的问题展开的各方博弈，短期内不会消停。此外，教育等级在任何时刻、任何社会都有不同形式的存在，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等级和区隔本身，而是在于教育以及教育制度，是否给每个人创造了各种可能性进行流动。

衡水中学早操

理想的素质教育和现实的应试教育

问题恰恰在于，目前的教育制度以及城市化，使得大众对素质教育变成中高阶层的专属的忧虑增加，而应试教育变成相对低层阶层的流动的最后希望。两个个案较有代表性。

第一位是某大学外语学院长，夫妻双方都是英语老师，姿态优雅，典型的中产阶级形象。因为其在杭州某精英中学就读的儿子，获得全国中小学生英语演讲比赛冠军，公开谈了她的教育经验。这些本身属于中产或者精英阶层，有稳定的经济资本和优质的文化资本，子女能进入当地最好的中学，同时优秀的家庭教育，保证子女能够在考试之外有更多的素质拓展，在这种双重保障后，在英美是否游学或读书、能不能说一口纯正的伦敦腔英语或美语，成了这个阶层的身份。这种大受城市中产阶层喜欢的教育模式，背后是二战后在美国出现、后传播到港台“资优计划”模式，即以所谓的兴趣和情商衡量教育质量。这种模式最初的特征是用情商测试等工具，量化少年的能力、并进行分班和个性化教学，后进行了各种升级，变成美式“素质教育”。但根据社会学家长期的跟踪研究发现，这种教育模式仍旧变成了中产阶级进行资本代际更替的工具，并没有达到维护公平和培养公民等宗旨。近年随着美国政府对公立教育预算的减少，中上阶层和底层子弟接受的教育差距，加速扩大。

而另外一位的大学思政人员，衡水中学毕业，读完一所大学本科后，考上了名校研究生，才获得了留在杭州高校工作的资本。平时工作琐碎和繁忙，也善于应付体制内马列主义等时髦的官方评价指标，在指标上看来一切都比较优异，但除此之外，看不到一个鲜活的“高等教育者”人文主义的存在。而其个人，来看很满足衡水中学的教育，一方面可能是对青春的怀旧，更多的则是衡水中学给他们创造了从农村进入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入发达城市就业的机会。

两个个案没有孰优孰劣，但显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教育理念以及追求的不同，一种维护的理想主义的中产阶级身份，一种是在保生计和理想之间的平衡。而衡水中学模式显然给了后者一种可能性的机会。

《孩子王》剧照

教育的底线是不能成为特权资源和阶层排斥的工具

我们更应关注的是，这种理想的素质教育和现实的应试教育背后，几十年的城乡二元隔离留下的历史欠账未解决、现有的制度未能给人看到解决这种欠账带来的阶层固化焦虑。

这类欠账，除了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没有平等的教育资源外，目前更深的现象是，原来所谈的城市和农村两个对立阶层，已经分化四类群体：没有任何农村生活经验的城市原生群体，农村出身、借城市化运动挤入城市的中产群体，农村出身、没有融入城市、但下一代不太回得去农村的农民工群体，以及还在农村、想挤入城市的群体。

第一类群体由于有房产、各种退休和社保制度的保障、以及城市形成的天然优越感，和第二者已经合谋成为排斥后两者的群体。这种合谋和排斥，在现实上就是通过表面看似华丽美好的素质教育进行的，在看似市场化的房地产经济和背后的教育区隔制度，包括和资本牵扯不清的贵族私立教育、学区房、天价辅导班所谓市场化工具，已经造成的教育资源垄断和分配不均，并且反而加速了阶层固化。这也是衡水中学入浙一方面引起部分人抵抗，一方面很多人趋之若鹜的原因。

虽然浙江的教育部门本身一直在努力通过各种办法，比如大学区制、师资交流、培养新工匠的职业教育、甚至是喻为大杀器的2017年新高考方案，来减少这些问题。但由于现有的教育和社会认同观念，仍未能给被高考淘汰的年轻人一条体面尊严的路，中产阶级部分趋向于英美式所谓素质教育、部分回到田园式国学教育，而指望高考改变人生、却没有更多选择权的人，最后仍会买单衡水和毛坦模式的中学教育。

教育到底什么模式最佳，很难有共识，但教育必须有底线，不能成为特权资源和阶层排斥的工具。中学作为教育一线部门，承担的是育人和培养的职责。在进行素质教育探索的精英中学，应当探索更多吸收底层的可能；而被责为应试机器的这些中学，能够自证不是应试；处于两者之间的中学，能不能在已经形成共识的职业化教育闯出新路，仍待探讨。

关键还是公共部门能够在教育公平这个理念之内，看到以房地产经济、学区房、民办贵族教育等已经成为阶层固化的加速器这个本质，并从这个根来解决问题。双方“对向运动”，理想化的可能性是，仍会回到基础教育的本质，即不是培养出高人一等的精英阶层，而是培养既有全球视野、又有国民担当的负责任公民。

责编：冯婧 PN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