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罗文谈三线人生活：“好人好马上三线”(图)

2012年04月24日 09:43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刘炎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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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风一样，什么都过去了。

王小帅的父亲所在的新天光学仪器厂从1990年起连续12年亏损，企业资产负债率逐年上升，职工有8年没加过工资。人们在失望中动摇，有的内退回上海，有人去深圳、四川谋生，或与人合股开厂，几年中流失的本科大学生将近400人。他记得，工人们几个月没发工资，而附近山民却慢慢富起来，工人们赶集时都变得低三下四。

进入90年代后，情况愈发糟糕，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而大多数三线企业缺乏地利、资源优势和市场意识，效益急剧下滑，工厂停产或半停产，职工大批下岗，女四十、男五十“一刀切”。然而，这些在这里耗费了大半人生的人们，对于外面的一切，都感到无法适应。

1995年罗尘离开三线时，第一次坐出租车都觉得有些惶恐，朋友带着他去擦皮鞋，他简直不能接受，“怎么能让一个人蹲在你面前，为你擦皮鞋？”

他说，在三线厂区，大家都是平等的，不论谁的父母当什么级别的领导，大家都是熟人。互相之间唯一攀比的是：你是第几批来的？来得早，资格就老，就能多获得一些尊重，劳保福利也多一些，但不会出现让谁低声下气为谁服务这回事。

这种隔膜，也经常发生在罗尘如今和父母聊天时。三线作风成为一种印记，刻在父母日常生活的一切细节中，但在这个飞速变化的社会，很多事情他们早已经无法理解。

送儿子上火车远行时，他们挂在嘴边的话是，好好工作，听组织的话，听领导安排；看到大儿子经商中的很多操作，他们胆战心惊，不停地劝说：怎么能这么干，怎么敢这么干？

儿子解释，我们现在没有领导了啊，都是打工，这家不要，就去那家干，可以双向选择。父亲却觉得，这怎么可以呢？

在海口，有七八家三线子弟，于是，逢年过节，父母就张罗着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坐下来一起聊天，当年一起修水库的谁谁谁又死了，当年成品车间的某某又如何了。这些当年因宏大理想背井离乡的人，现在却从不谈论宏大的东西，回忆的，只是人。

他们聊得兴高采烈，作为旁观者的罗尘，却有些伤感。罗尘说，他30岁以后开始逐渐理解父母，他们需要这些回忆，当一个人最好的青年时光奉献给工厂，却在后来得不到认可，他的存在感就没有了。这些曾经的同事，拥有曾经绑在一起的时光，看到你就看到我自己。

但曾经的一切是否有价值？没人讨论这些。曾经的三线工人不讨论，社会也不讨论。事实上，几乎没人记得他们，四十多年来的任何一个周年纪念日，没有任何人想起这件事。

父亲现在说的最多的一句是：“搞不懂了。”还有一句是，我们那一代的荣誉感，都是被忽悠出来的。

但罗尘也不想下什么结论，“我不想去评论他们，只是做一个陈述者。”

父亲看完片子，给罗尘打来电话：“做得不错，是这意思。”

1967 年，位于彭州市西北山区小鱼洞镇的锦江厂，工人及其孩子手持“红宝书”照忠字照。 图/ 受访者提供

“想当年户口迁出上海，才用了不到十分钟”

三线厂子衰落后，那些曾经支内的三线人，开始试图返回原乡，他们戏称这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新天光学仪器厂的上海工人，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上海奉贤西渡一带的小区楼盘广告：“三万元申报上海户口。”这里远离上海市区，是房价洼地，这让他们看到希望，很多人拼拼凑凑，买下一间小户型，前后不过一二年，西渡一带小区里就聚起了一个小新天。

400多名回沪定居的“小新天”，每月退休金都要从遥远的贵州寄来，为了节省寄费，老工人们在西渡一家门槛较低的银行开了一个集体户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