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成群结队的只能是同类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追随文学研究会的，也是为人生派，而欣赏创造社的，就是为艺术派。然而，徐志摩在回国后到创办聚餐会前，即1922年底到1923年底的一年时间里，既参加了文学研究会，也和创造社"眉来眼去"，使外人不能辨清他究竟倾向什么派别。

或许可以说，此时的徐志摩虽然也有自己的文学艺术主张，但这个"主张"是模糊的，是不确定的。其表现便是"脚踏几只船"。另一方面，就他感性而情绪化的性格而言，欣赏这个派的某一点，倾心那个派的某一点，是大有可能的。况且，他是个单纯的人，少有"成群结队"之想，而只有"为文艺想"。这一切，都使他留连这个"会"，又在那个"社"里倘佯，而不承认他隶属哪个会，哪个社，哪个派。他在《天下本无事》一文中，这样写道：

"政治上我似乎听说有什么交通党国民党安福党研究党种种的分别，教育上也似乎听说有南派北派之不同，就连同声高呼光明自由的新文艺界里，也似乎听说有什么会与什么社--老实说吧，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畛畦。我所见的只是热心创造新文学新艺术的同志。我既不隶属于此社，也不曾归附于彼会，更不曾充何报的正式主笔。"

但恐怕连他自己都不曾料到，不久之后，他就隶属于他自己组织的聚餐会，归附于他自己参与创办的新月社，而且还做了《晨报副刊》的主笔了。

严格地说，徐志摩"不隶属于此社，也不曾归附于彼会"的说法并不准确。1923年夏，他正式加入了文学研究会，会员登记的号码是"九十三"。不仅如此，他频繁地在文学研究会的会刊《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文学周报》上刊登文章和译文。仅当年，他就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曼殊斐儿》、《泰山日出》、《泰戈尔来华》、《泰戈尔来华的确期》、《两姊妹》、《沪杭车中》、《她的名字》、《窥镜》等文章，以及《理想的家庭》等多篇译文。尽管他后来组织了自己的新月社，但他和《小说月报》的"交往"，一直持续到他意外死亡之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和研究会的人员，比如周作人等没有矛盾和分歧。当新月社成员陈西滢和周作人等发生论战时，他很自然地站在了陈西滢一边。

相对而言，徐志摩和创造社的关系更为亲密。首先，他和创造社的郁达夫是中学同学，交情甚好。回国后，通过郁达夫，他结识了郭沫若、成仿吾等创造社成员，对他们的艺术成就很欣赏。其次，创造社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文风，更合他这个浪漫诗人的口味。这是最重要的。这一切，都从他于1923年6月写给成仿吾的信中可以看出。信中有这样几句话："及见沫若诗，始惊华族潜灵，斐然竟露。""兄评衡立言有方，持正不阿，亦今日所罕见。"

与此同时，创造社同仁也对这个刚刚从欧洲"浪漫"回来的诗人表示了极大好感。当徐志摩在清华的那份演讲稿《艺术与人生》经郁达夫之手在《创造季刊》上刊登之后，他就收到了成仿吾的赞赏信。这让他颇有受宠若惊之感，连忙回信："承赞，愧不敢当。"然后，他真诚地表达了他加入创造社的意愿："贵社诸贤向往已久，……今识君等，益喜同志有人，敢不竭驽薄相随，共辟新土。"如此一来二去，双方的友谊就建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