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惯了富足生活的人也许很难体会郭沫若当时的心情，徐志摩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自幼环境优裕，丰衣足食，生活平顺，天天阳光，日日灿烂，他没有交不起房租的尴尬，没有拖儿带女辛苦做工村妇一样的妻子，也没有连头发都没有钱理的儿子。因此，他无法理解郭沫若的"泪浪"，更惊诧"泪浪"如何"滔滔"。于是，就像郭沫若忍不住涌出"泪浪"一样，徐志摩忍不住"跳"出来挑剔一番。5月6日，他在《努力周报》上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坏诗、假诗、形似诗》。他以一种近于嘲讽的口气，对郭沫若的这首诗进行了批评：

我记得有一首新诗，题目好像是重访他数月前的故居，那位诗人摩按他从前的卧榻

书桌，看看窗外的云光水色，不觉大大地动了伤感，他就禁不住"……泪浪滔滔"。

固然做诗的人，多少不免感情作用，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些，但每次

流泪至少总得有个相当的缘由。踹死了一个蚂蚁，也不失为一个伤心的理由。现在我们

这位诗人回到他三个月前的故寓，这三月内也不曾经过重大的变迁，他就使感情强烈，

就使眼泪"富裕"，也何至于像海浪一样的滔滔而来！

我们固然不能断定他当时究竟出了眼泪没有，但我们敢说他即使流泪也不至于成浪

而且滔滔--除非他的泪腺的组织是特异的。总之形容失实便是一种作伪，形容哭泪的

字类尽有，比之泉涌，比之雨骤，都还在情理之中，但谁能想象个泪浪滔滔呢？

徐志摩是在就"坏诗、假诗、形似诗"进行议论评说之后，才提到郭沫若的这首诗的。他觉得"人有真好人，真坏人，假人，没中用的人"，而"诗也有真诗，坏诗，形似诗。"他认为的"真好人"是"人格和谐了自然流露的品性"，而"真好诗"是"情绪和谐了（经过冲突以后）自然流露的产物。"因此，他认为郭沫若《泪浪》这首诗属于形似诗，即非好诗。

生活境遇的不同，使得徐志摩不能理解郭沫若泛滥的情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不可理解的是，作为一个非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诗人，如何不能接受"泪浪滔滔"这样夸张的写法呢？难道他不知道"夸张"和"想象"是浪漫主义最基本的特征？难道他不知道他认为的"雨骤"、"泉涌"也是一种夸张手法？泪能成雨，能成泉，为什么不能成浪？能"骤"能"涌"，为什么不能"滔滔"？

很明显，徐志摩对"泪浪"的批评不能令人信服。况且，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戏谑和嘲讽，几乎将郭沫若为亲人的悲苦而伤心等同于"踹死了一个蚂蚁"。这不仅使他的批评偏离了正常文艺批评的范畴，也使他人不免怀疑他撰此文的真正目的。更重要的是，此时，他似乎完全忘记了他曾经对郭沫若的无限赞美，也忘记了他和创造社交好不过才两个多月。他这样一个情绪化的人，是不会有太多顾忌的。因此，他赞美过后转瞬批评的行为，就让人，特别是创造社的人不能理解，而且深恶痛绝了。

创造社的洪为法首先发现了徐志摩的这篇"骂郭沫若"的文章，他立即给郭沫若写信"告状"。郭沫若读罢徐的文章，气愤之情是可以想象的。他没有即刻撰文反驳，而是将此事转告成仿吾。成仿吾不愧"黑旋风"（鲁迅语）之誉，随即高举起大刀长矛和梭镖，直向徐志摩而去。

5月31日，也就是徐志摩的那篇《坏诗……》公开发表后二十来天，成仿吾给徐志摩写去一封"绝交信"，几乎将徐志摩视作小人而大加痛斥，指责他不久前写信表示友好的行为是卑劣的，说他一方面虚与周旋，一方面暗射冷箭。他还说他知道徐志摩的用意，"全在攻击沫若和那句诗，全在污辱沫若的人格。"最后，他得出结论：徐志摩是虚伪的，是十足的假人。然后，他义愤填膺地宣称："我所最恨的是假人，我对于假人从来不客气，所以我这回也不客气地把你的虚伪在这里暴露了，使天下后世人知道谁是虚伪，谁是假人。"

几天后，《创造周报》上刊登了成仿吾的《通信四则》，其中一封是洪为法的"告状信"，一封是成仿吾写给徐志摩的"绝交信"。还有两封，竟是之前徐志摩写给成仿吾的赞美郭、成二人，以及向创造社"投怀送抱"的信。成仿吾的目的很明显，那就是要用这两封信揭露徐志摩的虚伪，撕开徐志摩的画皮。徐志摩的批评固然值得商榷，但创造社的反应未免过激了一些，特别是成仿吾的态度，更有些过火。如果说徐志摩的批评偏离了文艺批评的范畴，那么，成仿吾的大加讨伐，则多少有人身攻击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