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徐志摩惊诧莫名。从他本意上说，他绝无污辱郭沫若，污辱创造社的故意。他曾说过这样的话："自信我的天性不是爱衅寻仇的，我最厌恶笼统的对人的攻击。"之前，他赞美郭沫若（包括成仿吾），是真心的；之后，他批评郭沫若的诗，也是诚恳的--尽管某些说法不够严谨。如果说他有不是，那就是做事稍稍有些草率。这其实又与他的个性相符。

成仿吾公开徐志摩的那两封信，果然对徐志摩相当不利。在其中一封信里，他这样写道："……沫若先生已归，至喜。……雅典主义，手势戏--我笑到今天还不曾喘过气来，且看那位大主笔怎样来答辩！创造此地颇不易买到，能再寄我两份否？至感。"很明显，他对"创造"很讨好很"巴结"，而对"雅典主义，手势戏"，以及"那位大主笔"极尽嘲笑。"那位大主笔"是谁？是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的编辑郑振绎；何为"雅典主义"、"手势戏"？指的是文学研究会成员茅盾译文中的一个小错误。

这么一来，徐志摩在外人眼里，似乎真的很虚伪--他一方面向创造社示好，一方面嘲笑文学研究会，按照文学研究会的说法，他以此"取媚创造社"；在向创造社示好的同时，又嘲笑郭沫若的诗，"污辱"郭沫若的人格。于是，他既得罪了创造社，也惹恼了文学研究会。

"最厌恶笼统的对人的攻击"的徐志摩没有就成仿吾的"攻击"而反攻击。他虽然也撰文"致成仿吾的公开信《天下本无事》"进行了自辩，但他的态度是诚恳的，语气是和缓的。他抛开激烈和仇恨，和风细雨地娓娓解释了一番：

"我如其曾有过评衡的文字，我决不至于幼稚至于以笼统的一个人为单位；评衡的标准，只是所评衡的作品的自身。为的是一个简单的理由。人在行为上可以做好，也可以做坏；作者的作品也可以有时比较的好，有时比较坏。……很不幸的引用那'泪浪滔滔'固然因为作文时偶然记到--我并不曾翻原作……我乘便声明的，我回想那篇杂记通篇只是泛论，引文却就只'泪浪滔滔"那四字。……我很盼望沫若兄的气没有仿吾这样的像湖南人那样急法。……我说的话我句句都认账的。我恭维沫若的话，是我说的。我批评'泪浪滔滔'这一类诗的疏忽，是我说的……但我恭维沫若的人，并不防碍我批评沫若的诗；我只当沫若和旁人一样，是人，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说'泪浪滔滔'这类句法不是可做榜样的，并不妨害我承认沫若在新文学里最有建树的一个人。"

虽然这不是一封真正意义上的道歉信，但仍然可以感受到徐志摩并不想就此和创造社和郭沫若和成仿吾结仇断交，而是希望重修旧好的良苦用心。然而，创造社没有报以积极的态度。这就又让徐志摩纳闷了：不就是评论了一首诗中的一个词嘛，有必要如此揪住不放，而且还大有要将他打入地狱的意思？就算是批评错了，你们再反批评就是了，何苦把事情上升到"污辱人格"这样的高度，而且还摆出一副从此势不两立的架势。

单纯的徐志摩终于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其实是有原因的。创造社对他的怨恨和怒火，并不只是针对"批诗"本身。换句话说，"批诗"只是导火索而已。他惹火创造社的真正原因在于，在创造社看来，徐志摩和胡适是成群结队的一伙的，而胡适和创造社早有裂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