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政治事件，简单地说，就是财政总长罗文干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遭逮捕。实际上，事件背景很复杂。

胡适在《努力周报》创刊时特别写了一首《努力歌》："天下无不可为的事／直到你和我--自命为好人的--／也都说'不可为'，／那才真是'不可为了'。"在这里，胡适第一次用了"好人"这个词。这个时候，他正怀有要建立"好人政府"的理想，意即政府要由一帮"好人"组成，并且经过这些"好人"的奋斗而出现"好政府"。两个月以后，他做了一次演讲，题目就叫"好政府主义"。之后，他应邀为"双十节"写了一首诗，名为《双十节的鬼歌》，诗中有这样一句："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

为了这个"好人政府"，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写成一篇《我们的主张》。这实则一篇呼吁政治改革的宣言，引起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如蔡元培、罗文干、梁漱溟、陶行知、王宠惠、李大钊、汤尔和等人的积极支持，并重新定名为《我们的政治主张》，主张：政治改革的目标是确立"好政府"；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是号召"好人"们出来干政治，组织政党。

很明显，胡适的"好人"组成"好政府"，从而建立"好人政府"的想法太幼稚太天真。但是，有意思的是，胡适的"好人政府"的理想真的实现了。就在徐志摩由英启程回国的时候，"好人政府"成立了！"好人"王宠惠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出任国务总理，组织内阁；"好人"罗文干任财政总长；"好人"汤尔和任教育总长。为此，胡适着实兴奋了一下。

为什么说"一下"呢，因为这个"政府"太短命，只维持了几个月而已。新内阁的后台是吴佩孚，而国会的后台是曹锟。新内阁的成立，自然是针对国会的，因此两方不可能没有矛盾而和平相处。因在经费分配和借款等问题上，双方无法达成共识，原本就潜在的矛盾完全公开了，最后导致决裂。由参议院院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等一手策划，人为制造了罗文干"卖国纳贿"丑闻，在取得总统黎元洪的手令后，将其逮捕。但因证据不足，罗不久被释放。但是，教育总长彭允彝为讨好吴、张，在国会会议上又提议，将"罗案"交由法院处理。就这样，罗文干重新被捕。

罗文干的被捕，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特别是罗任教的北大。作为北大校长、罗文干的密友，蔡元培更公开断言这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同时，他称他坚信罗文干的操守。为斥责这种卑劣行为，也为声援罗文干，蔡元培提出辞呈，并发表声明表示对北洋政府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随即离京。接着，北京学联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惩办"罗案"制造者，释放罗文干。

不用说，在这次政治事件中，胡适肯定是站在罗文干这一边的。他在1922年11月9日的日记中，写了这么一句话："今天突起一大政潮，颇骇人听闻"，并且在日记里粘贴了两份刊登着这则事件的报纸，一份是《北京晚报》，一份是《京津晚报》。随后，在次年1月份他主编的《努力周报》上，连续编发了几篇倾向性很明显的政论。他自己在文章中直言不讳道："彭允彝是不能不去的，这一个无耻政客本不值得教育界全体的攻击……彭允彝代表'无耻'。""代表无耻"这句话，成为胡适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