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社会正义”的拟人化谬误及其危害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当人们接受自由主义的观点而把有关判断事态之正义的前提条件所允许的那些有关事态的判断与那些有关产生这些事态的行动的判断加以比照的时候，从逻辑上讲，后者也不是更为根本的判断。“社会正义”主张者认为，事实恰恰相反，因为在这种情形中，正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必须被认为是逻辑上更为根本的判断。这意味着，尽管那些旨在产生正义事态的行动和政策——或者旨在根除不正义事态的行动和政策——可以据此而被称为是正义的，但是这种行动和政策所旨在产生的事态之正义可以从这种行动和政策本身之正义中派生出来的论点，却是一种很难成立的观点，因为人们在没有对一项行动或政策所旨在引发的事态或结果作出评价的情况下不可能把该项行动或政策评价为正义的或不正义的。〔29〕

经由上文的讨论，我们可以对“社会正义”的诉求作出如下初步的概括。正如Barry所指出的，“社会正义”这种观点远不只是一种政策宣言或者对一套实质性的价值的证明，而是旨在赋予正义之含义以一种极端的观点。〔30〕实际上，“社会正义”的主张通过对“社会”的实体化建构以及将“正义”的适用范围扩展至自由市场秩序所产生的事态或结果而变成了这样一项诉求，即社会成员应当按照一种特定的方式组织起来，进而由代表它的权力机构根据一种特定的模式化正义标准把整个社会产品的特定份额分派给不同的个人或不同的群体。当然，这项诉求乃是以存在着这样一种道德义务为基设的，即它要求人们必须服从那种能够把社会成员的各种努力与实现一种被视为是正义的特定分配模式的目标统合起来的“社会”或权力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