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外文笔记》首辑出版 曾由杨绛精心保管

钱锺书《外文笔记》整理者、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说，笔记里内容很丰富，有诗歌，有笑话，“你感觉到像跟很有趣的人在沟通”。笔记中甚至还能看到钱锺书的自画像涂鸦。

钱锺书《外文笔记》整理者、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说，笔记里内容很丰富，有诗歌，有笑话，“你感觉到像跟很有趣的人在沟通”。笔记中甚至还能看到钱锺书的自画像涂鸦。

以嗜书和博学著称的钱锺书先生，在其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留下了数量惊人的读书笔记。

如果说《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围城》这些著述是大学者钱锺书为人们视野所见的冰山的话，钱锺书所留下的浩繁读书笔记，就是这片冰山水面下的冰架。如今，这些冰架正在渐渐露出它们的庞大体量。2000年，杨绛先生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将钱锺书的全部读书笔记影印出版，名为《钱锺书手稿集》。2003年，手稿集第一部分、全三册《容安馆札记》出版；2011年，第二部分、全二十册《中文笔记》出版。剩下约计35000页，共211个笔记本的《外文笔记》，预计全四十八册，篇幅相当于前两部分的总和，是现存钱锺书先生读书笔记中分量最重、内容最丰富、价值最可观、整理难度也最大的部分。

《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一辑近日面世。三卷本的第一辑收入钱锺书1935年至1938年间在欧洲留学期间的10本笔记。这意味着，这片冰架面积最大的部分，由此拉开了序幕。

“钱先生的学问都在笔记本里”

2014年5月29日，《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一辑新书发布会在商务印书馆低调而隆重地举行。除了钱锺书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93岁的翻译家许渊冲，负责整理《外文笔记》的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女士(M onikaM otsch)、以及钱锺书在中国社科院的后辈李文俊、黄宝生等诸学者出席外，104岁高龄的杨绛先生也发来录音讲话。

“2011年中文笔记出版后，我不敢盼望能看到外文笔记出版。”杨绛的声音在录音里有些颤，但语调轻松愉悦，“锺书在国内外大学攻读外国文学，在大学教书也教外国文学，‘院系调整’后，他也是属于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组的。但他多年被派去做别的工作，以后又借调中国古典文学组，始终未能回外文组工作。他原先打算用英文写一部论外国文学的著作，也始终未能如愿。那些外文笔记，对他来说是‘没用了’。但是对于学习外国文学的人，对于研究钱锺书著作的人，用处不小呢！”

推崇笔记本价值的不止杨绛。“我们知道钱先生的学问都在笔记本里，”社科院外文所的黄宝生说，那时候社科院的年轻人给他们(钱杨)搬家，笔记本几麻袋，“钱先生是我们敬仰和崇拜的学术大师，但是他成功的奥秘在哪里？不是偶然的，他这些笔记本就是他的奥秘之一。”

德国汉学家、《围城》的德文版译者莫芝宜佳是比较早看到这批外文笔记的人。1999年夏天，在钱锺书逝世半年后，莫芝宜佳第一次见到了装在大箱子里的外文笔记。此前，莫芝宜佳因翻译《围城》而与钱杨夫妇结识。

第一次见到钱锺书是在1978年，莫芝宜佳参加了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汉学会议，在那儿听到钱锺书作报告。“他用英语演讲，却完全不需要看讲稿，脱口而就，很精彩。”莫芝宜佳描述，和钱先生的相遇，对她的学术生涯是一个转折点，“他给我打开了通向中国文化之门，使我突然发现，我以前想象中的中国不是整体的，只是一个小局部。于是我决定和我的中国朋友史仁仲翻译《围城》。这个工作，为我大大开阔了眼界。”

翻译《围城》后，莫芝宜佳开始跟钱锺书书信往来。“钱先生的信都是用毛笔写的，非常好看，而且经常引用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等。”上世纪八十年代，莫芝宜佳在北京第一次拜访了钱锺书和杨绛。她记得那天自己特别紧张，因为听说过钱先生拒客的故事—钱锺书著名的那个段子就是对一位《围城》的粉丝说，如果有人觉得鸡蛋好吃，不一定要看下蛋的母鸡。但后来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钱锺书很热情，还为她起了现在的中文名字“莫芝宜佳”。

之后杨绛给莫芝宜佳写信，请她帮忙整理《外文笔记》。莫芝宜佳记得杨绛当时风趣地用英文学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中胖孩子的语气写道：“我要让你垂涎欲滴；然后，我要抢走你脑力劳动的成果。”

“那时，杨先生刚刚先后失去了女儿和丈夫。尽管处在身体和精神崩溃的边缘，她仍然觉得将钱先生的遗作留给后世是她的责任。如果没有她的工作，这些笔记也不可能成功出版。”莫芝宜佳看到杨绛为笔记贴上很多细小的页码，有些还加了评语。“那是成千上万页有关整个西方文学的摘要。笔记用七种文字写成，主要是英文，但也有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甚至还有拉丁文和希腊文。部分是装订好的本子，部分是装在信封里的散页，很多是手写的，另外一些是钱先生自己用打字机打的。一瞬间，叹为观止的西方文学全貌展现在我眼前，充满尚未解开的秘密。”

1999年，杨绛已有计划出版钱锺书笔记全集，但尚未正式提上日程。莫芝宜佳的初步整理包括先给箱子里的211本笔记本编号，再打出每一本带有编号的目录。1999年、2000年两个夏天，《外文笔记》的第一份目录诞生。“然而，在这期间我发现我编的顺序非常杂乱无章：比如最早的、在‘饱蠹楼’完成的两本笔记，当时的编号并不是1和2，而是118和119。”莫芝宜佳那时没有想到，十几年以后还会有机会重新整理这部笔记。

2001年起，商务印书馆为《钱锺书手稿集》的出版正式立项，和杨绛约定将笔记全部影印出版，并聘用了专人、购置专门设备对手稿进行仔细扫描。《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的责任编辑陈洁告诉南都记者，手稿集是在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先生手上开始做的，“社里决定斥资3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这在当时是不小的数目。”陈洁说，一开始的扫描很费劲，技术比较简陋，因为手稿很珍贵，技术部买了好几台高精的扫描仪，专门弄了间房间，聘请两个专人扫描手稿。光扫描就用了一两年，扫完还要一一调版，工程量很大。”循序渐进，之后几年陆续出了《容安馆札记》等各个部分。2011年《中文笔记》出版之后，《外文笔记》也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