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外文笔记》首辑出版 曾由杨绛精心保管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12年，莫芝宜佳教授接受了这项她称之为“Im poss-ibleM ission”(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将丈夫莫律祺也动员了起来，钱锺书《外文笔记》囊括七种语言，莫芝宜佳夫妇两人加起来懂六门语言。

在清华大学档案馆的大会议室里，钱锺书的笔记原稿摊开放在桌子上，莫芝宜佳和莫律祺给原来随意排列次序的笔记重新编排合理的顺序，他们按年代、根据钱先生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转折点分成四辑；将散页整理成第五辑，而以期刊为摘录对象的笔记本归入第六辑。

莫芝宜佳总结，整理这些笔记不仅需要侦探式的嗅觉，也需要慧眼识珠的能力，如果这些都没有用，还需要勇气妥协或者留下空白。“像钱先生在牛津时期完成的最早两本笔记中那样准确记录时间和地点的并不多。”莫芝宜佳说偶尔会有好运气，如钱先生使用的是埃克塞特学院(Exeter C ollege)的笔记本，他或者在本子前面记下他在巴黎的地址，或者写上他想去的图书馆的名字。“连笔记本的封皮也有用，还有偶尔印在笔记本上的出版社名字和年份。”

目前出版的第一辑三册是1935年至1938年钱锺书和杨绛在欧洲求学期间的笔记。留学第一年，钱锺书先生涉猎了哪些图书呢？莫芝宜佳介绍，主要是用英文写的文学、哲学、艺术史和心理学著作。圣茨伯里、艾略特、理查德·阿尔丁顿、欧文·白璧德、乔治·桑塔亚纳、洛夫乔伊、简·奥斯丁、查尔斯·狄更斯、庞德等作家作品。除了《国家人物传记词典》、《大英博物馆文献》，同时，越来越多的法文原著也出现在笔记中：圣伯夫、古尔蒙、都德、法郎士、博马舍、福楼拜、维克多·雨果，甚至还有《法语俚语表》。除了英法著作，第二本笔记里收录了弗里德里希·罗高的德文著作，第四本笔记中出现了意大利文的《神曲》，以及英文翻译本的萨福的诗歌，钱锺书亲手标上了希腊字母。

“对我们欧洲人来说，外文笔记的内容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文字，可是钱先生精心挑选的细节常常出乎我们意料，令我们刮目相看。”莫芝宜佳说，这些笔记是钱先生生命的一部分，反映出他对书籍的热情，惊人的语言知识、对生活的好奇和兴趣。“他的笔记里内容很丰富，有时候是优美的诗歌，有时候是通俗的笑话，你感觉到像跟很有趣的人在沟通，它们总是使你惊奇，让你有新的发现。”莫芝宜佳说，笔记中甚至还能看到他的涂鸦，画的是钱先生的自画像。

1938年钱锺书携妻女回到战乱频仍的故国。在西南联大做了一年教授后，钱锺书前往父亲钱基博当时所在的湖南省蓝田师院工作了一年，随后在上海“孤岛”以靠给人补课和代课为生。从1938年至1949年的十一年有29本笔记，莫芝宜佳说，这个时期的笔记，内容比之前更加丰富，也有准确的目录信息。除了英文，还有用法文和德文摘录的文学原著。一部分系列笔记被钱锺书命名为“R oughN oteBooks”、“N octes A tticaeN otesinanA ttic”(亭子间读书笔记)。“由此可见，钱先生对他的笔记赋予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到五七干校，钱锺书记下了82本笔记，其间，他从清华大学调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选入英译毛选专家组，也随政治运动而起伏。杨绛描述，干校期间，女儿钱瑗每个月都给他寄各种外国报刊。其中凡有好的，他都看，看完做笔记，即使读马恩原著，也做笔记。1972年，钱锺书从干校回到社科院，到生命最后的1998年，钱锺书共留下了35本笔记，其中包括生病期间。

前面四辑是按照时间轨迹和经历来划分，其余两辑则包括钱锺书用打字机打出的书摘，用32个夹子夹的32本散页，以及阅读和摘录专业期刊等内容的23个笔记本。“锺书的笔记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几经折磨，有部分笔记本已字迹模糊，纸张破损。锺书每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在杨绛的笔下，笔记本意味着过往钱锺书逝去的时光。

“特别有启发性的是钱先生的字迹，随着岁月流逝，它们也随着他的生活状况发生着变化。”莫芝宜佳说，在早期的笔记中，钱锺书的笔记能看出年轻时候的洒脱，篇首字母写成花式的大写字母，小写字母上边出头部分和下边出头部分拖得长长的，非常遒劲有力。他偶尔插入的图画体现出细腻的观察和准确、流畅的线条。“当然，他的字迹也随着岁月变化着。疾病也在他的笔迹中留下了痕迹。”

七十年代从干校回来之后，钱锺书有一段时间病得非常严重：路走不稳，话说不清，字写得歪歪斜斜看不清。经过医生诊断，确诊是哮喘使得大脑皮层因缺氧而硬化。对这个病没有药物，痊愈的唯一机会是静养。生病的这一段时间，钱锺书也还在记笔记。杨绛说，“那时他写的笔记字都飞出来了，都飞到格子外头来了。”

“钱氏读书法”最好的见证

其实，这些笔记首先解开的秘密是关于钱锺书读书过目不忘的“神话”。“钱锺书先生饱读中西诗书，精通多门外语，凡东西文化有交集或有相悖之处，引用经典，信手或信口拈来，精妙无比。确实，钱有摄影机般的天才记忆力，但是恐怕更多的是与钱嗜书如痴，读书全神贯注，对于书中内容巨细靡遗有关。凡有心得，眼既心动手至，不惮烦挐，随时取笔批注，摘引，记录。”

在陆谷孙看来，钱锺书的《外文笔记》可算是大学问家读书的第一手“实时”(real-tim e)观感记录，其中有些或许已经写入《管锥编》等著作，更多的可能不及整理而散落至今，不为人知。

杨绛也在《钱锺书手稿集》的序中娓娓道来实情：“许多人说，钱锺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却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

杨绛说，追溯钱锺书做笔记习惯的源头是在牛津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Bodleianlibrary，钱锺书将这座英国最早的图书馆称为“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因为“饱蠹楼”的图书向来不外借，到那里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

钱锺书的《饱蠹楼书记》第一册上写着：“(民国)廿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露钞雪纂、聊补三箧之无，铁画银钩，虚说千毫之秃，是为引。”第二册也有毛笔题辞：“心如椰子纳群书，金匮青箱总不如，提要勾玄留指爪，忘筌他日并无鱼。(默存题，季康以狼鸡杂毫笔书于灯下)。”不过毛笔题辞不是在“饱蠹楼”边读边记，而是经过反刍写成的笔记。杨绛说，钱锺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他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

钱锺书在清华读书时是喜在书中画线并批注的，但牛津学习期间，读书做笔记成了习惯。不过杨绛也解释，这一习惯的养成，也因为两位学者多年来没个安顿的居处，没地方藏书。“他爱买书，新书的来源也很多，不过多数书是从各图书馆借的。他读完并做完笔记，就把借来的书还掉，自己的书往往随手送人了。锺书深谙‘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有书就赶紧读，读时总做笔记。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只是笔记，所以我家没有大量藏书。”

社科院外文所的很多学者都对钱锺书读书不藏书的习惯印象深刻。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曾经负责替钱锺书先生借、还外文书的薛鸿时有机会常与钱锺书打交道。“有时他把书留下，有时他一边和我交谈，一边迅速地翻阅一大堆书，等我辞行时，统统让我带走，说是已经用完了。”薛鸿时当时很惊讶，后来才知道，这些书钱锺书早已读熟，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后，发表前需要认真检核。他“甚至记得某书藏在哪个图书馆，封面什么样，拿到书时，如旧友重逢般高兴”。

薛鸿时感慨地说，“我刚认识钱先生那个时候已经40多岁了，有机会接触他，那个时候老是想请他指点一下治学有没有什么方法，有没有什么门径，后来我就觉得自己很幼稚。其实钱先生靠的就是热爱、就是勤奋，这个《手稿集》就是证明，说明要有这个成就，就是靠勤奋得来的。”

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叶廷芳记得，1964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一分为二，分为(中国)文学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钱锺书留在文学所的古代组，杨绛先生分到外国文学所的西方文学组。“为什么文学所要留相当一批外国书，也就是为了钱先生的需要，因为这些书，是钱先生最早为文学所订的。”叶廷芳说，我们进书一般是外文书店开列书单给我们，单位把书单给了有关研究人员，让你去选哪类书对你有用，你就订。那个时候懂得英文的人有一些，懂得德文的人也就是他，于是好多书都是钱先生挑来的，我相信那些书钱先生的利用率比我们还要高。“在叶廷芳看来，钱锺书怎么读书？这些手稿集是最好的见证。”我们以前都知道他博学强记。事实上他还是要靠笔记的，而且记得很用心。他早年记的那些笔记还有用毛笔写的，毛笔写的比钢笔写的要费力，他记下这些东西，经常还有横批、眉批等等，都非常认真，而他这些东西在著述的时候都用上了。"

外文所当年的青年学者如今也都两鬓斑斑，但回忆起当年钱锺书先生读书的情景仿佛恍如昨日。外文所研究员、德语翻译家张佩芬记得，文学所研究中国文学的老先生余冠英曾说过一句话，“如果社会科学院要评劳动模范的话首先应推钱锺书，因为他读书、治学最勤奋。”张佩芬说当时在图书馆借书，书后面都插一个卡片，哪些人借过这本书，什么时候借什么时候还的，都有登记，“我记得我翻到的德文书很多钱先生都借过，我多半只是翻翻，书都不一定看，后来我就知道他这些书借了，是看，而且是用了的。”

张佩芬的老伴儿、著名翻译家李文俊说：“钱先生在图书馆借过的书我都尽量读，只要看借书卡上有钱先生名字，我就借来看。”李文俊说他后来写的不少文章都是看了钱先生看过的书写出来的，比如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这书是前些年国内才出版，但很早钱先生就借来读过，李文俊跟着钱先生读，知道了麦卡勒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说我是钱先生的学生，杨季康(绛)对我说你不是钱先生的学生。所以我只是崇拜者。”李文俊说，1959年他去看钱锺书，那一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夸西莫多，李文俊问夸西莫多怎么样，“他对我说夸西莫多没什么，他先用意大利文念了几句夸西莫多的诗，后来又翻译成英语，最后一句，it isdark(它是黑暗的)，钱先生不以为然。他让我那时候知道对诺贝尔奖也并不能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