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自尊的阵痛与嬗变

然而，物质所带来的魔法会很快消退。蒋屿娆向我们回忆说，她逐渐就找不到肯定自己的理由了，出现了负罪感，每天晚上必须喝红酒配上安眠药，到天亮才能勉强睡着。一旦遇到那些依靠自己努力出来读书、打工的同学，就感觉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虚的，感觉“特别伤自尊”。在加拿大的最后一年，蒋屿娆决心改变自己。她强打着精神按时上课，力争每门课都拿到“A”。“富安门”于去年7月开业后，蒋屿娆说她也开始改变个人风格，力图穿得职业、得体，理由是“现在身份不一样了，要让人感觉我有把业务、事情做好的能力，更不能抢了上门来拍照的顾客的风头”。

对于今天的中国女性来说，“自尊”是一个熟悉而陌生的词语，消费主义掩盖了其他领域的不公。“尽管今天中国流行文化中，女性形象已经五彩斑斓，但正面女性形象似乎只有两种：温柔容忍的贤妻良母及美丽恣意的单身女性，从而明白无误地强调，女性的价值，仍然在于维持自身姿色，以尽可能提高在男性鉴赏者和拥有者心中的附加值。”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研究所专家亨利·埃姆这样说。

在中国进入WTO后，中国女性的整体就业状况却呈现出与期望相反的“边缘化”倾向，大约70%的中国妇女被迫投身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在最具备社会地位升迁潜力，得以发挥领导、创造力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中，女性员工人数与薪酬比例却长期停滞甚至出现负增长。即便在整天把“波波”、国际自游人、“白骨精”等时髦标签挂在嘴上的都市中产职业女性群体中，因性别、生育等原因遭遇升职“玻璃屋顶”的问题仍然存在。美国《时代》周刊甚至在2004年的一篇报道中指出，随着90年代末东亚经济的复苏，东亚女性甚至遭遇了一场全新的“新保守主义回归”，原因仍然是亚洲经济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对女性的歧视与不信任，而以城市女性为主要读者的时尚杂志中，五花八门的女性职场建议，也无非是告诫女性如何在现有不公的经济、社会秩序的夹缝中，利用传统智慧，与女性被假定的柔弱与美丽，努力在男性霸权环境中周旋，以保证不被淘汰，而非反思、批判这一不合理的存在。

“女性做事有先天的劣势，就是每当争取一个客户、一笔新订单的时候，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成本去证明自己，然后还要在谈判中忍受男性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这就是中国职业女性的大环境。”2008年的最后一天，刚刚成立了自己的Motionpost设计顾问公司不久的王潇独自开车去廊坊见客户签合同，项目很简单，为当地一家五星级酒店设计制作新年和春节的全部装饰。“当时一见面，就是三个穿黑西装的男人，讨价还价，拒付设计费，沉默时就不停地吸烟，整个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三个大男人，为了几万块钱，就想用熬鹰战术把我逼到让步签字。”王潇回忆说，虽然最后对方迫不得已接受了报价，但她主动放弃了这个合作，并深刻地领悟到一条真理：“对于女人来说，没有武器傍身，就不要出来行走江湖。”

对于初入事业江湖的蒋屿娆来说，“自尊”有时却是达成目标的最大障碍。“好多话都说不出口，人家稍微有一点拒绝、不耐烦的意思，就会感觉特别尴尬，既磨不下面子求人，也不会攀关系。”她记得“富安门”刚开业的时候，一名女客户来拍照，化妆时，蒋屿娆想向她介绍一下视频写真业务。“人家从始至终就是爱理不理的样子，最后接了一个电话，边打边往外走，我整个人就僵在那儿，半天没有动。”终于，在去年9月，蒋屿娆的“富安门”为阿迪达斯和卡西欧联合赞助的极限“死飞”自行车运动拍摄了主题概念宣传片《死飞大革命》，放到微博上刚一天，就有2000多次转发量，蒋屿娆回忆说，那是她2012年最感振奋的一天。

“女性要自尊，首先必须要有一个自我保障体系，自求自强。”王潇表示，很多女性出来做事，待人接物，首先却是应顺男性意识，把自己柔弱化，把“美丽、乖巧”这些构成传统中国男性需要的品质放在最优先。王潇说，她则一直告诫自己，女性做事是否成功，是否能赢得尊重，首先要审视自己作为一个“做事的人”是否合格，是不是足够有竞争力——按照她的策略，就是“女性的外表，中性的思维与作风，赢面最大”。

尽管如此，职场上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今天中国女性拥有自尊的另一半。根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统计，1985年，仅有5%年龄在25至29岁的中国妇女选择独身，然而到了2008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5%，而在拥有大学以上高等学历的女性中，比例还要更上一层。“最大的失败，是多少年来的自我塑造和追求，没有被人、被对等的男人承认和接纳。”王潇说，“身边单身大龄女性中的结婚大讨论往往是周期性的，多发生在节假日之后，受尽折磨，从父母家落荒而逃后的第一天。”

“我一向谢绝做太高尚的人，对其他来做咨询的女同胞也这么说。”网名“啊呀娃娃”的知名女性情感专栏作家杨冰阳告诉我们，她一向欣赏张爱玲的那句名言，“一个女人得不到异性的爱，就得不到同性的尊重。”杨冰阳并不讳言自己在给女性读者提供的情感分析中会采取某种功利主义的立场，中国日趋增长的经济，相对悬殊的男女比例和社会价值多元化，带来的是某种马太效应，综合素质在及格线以上的女性会垄断大多数有形无形资源，而剩下的则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阶层、年龄、劳动分工、性别和城乡与外在相貌考量，叠加在一起构成今日中国一个复杂的等级系统。情感的等级是由传统男性精英来定义，并将其置于最高的等级秩序中，而其他任何成员，特别是女性，要想挑战这一秩序，抑或是简单地加以拒绝，试图游离之外，都要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

2012年上映并获得年轻人好评的青春恋爱电影《失恋33天》，作为“80后”的作品反映的也是他们自身的生活。此时，人们很难在影片中找到几位主人公的出身，曾经被强调的与生俱来的家庭出身被有意隐去，突出的是学历表达的“知识”分化。由张子萱扮演，即将与“高帅富”结婚的河南拜金女李可，即便品位低俗，颐指气使，却可以理直气壮地用高消费来嘲笑读书人，并借“钻石男”王耀庆之口，将知识女性黄小仙的爱情观降格为“男人玩不起的高级游戏”。从而生动而冷酷地证明，在相当一部分中国男性眼中，剩女们之所以“剩”，不是因为她们不够好，而是她们的需求过于高昂、复杂，无法以简单粗暴的物化方式加以满足。

“如果你在刷我的卡，就不要指望我永远露出笑脸。”这条锋芒毕露的男性婚姻观宣言在新浪微博上甫一现身，立刻转发量过万，并引发了一场沸沸扬扬关于婚内经济、自尊与感情的论战。在王潇看来，女性的自尊和对于家庭配偶的依赖有时并行不悖：“在社会权益保障体系并不完备的情况下，家庭与配偶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女性依赖的对象。在父母之外，丈夫肯定就是自己最有亲缘关系的人，两个人一起相互扶持，共同把蛋糕做大。新女性的独立，不是说男人给钱死活不要，自负盈亏，而是万一需要独自面对生活，不至于一穷二白，手足无措。”

不过，对于30岁的主妇张韵来说，这段毁掉了自己自尊的婚姻关系要简单、残酷得多。两年前，新婚不久的张韵辞掉了报社编辑的工作，变成了全职家庭主妇。在一家私企任销售总监的老公则拍胸脯保证，让她安心抚养孩子，其他事情不必操心。渐渐地，张韵感觉生活起了某种微妙变化：每天无休止地奔波于幼儿园、超市之间，社交生活逐渐萎缩了，试图和前同事重拾联系，见了面又无话可说；更糟糕的是，丈夫晚归的频率逐渐在增加，回来时满身酒气，倘若开口相问，总是说跟着老板去应酬客户，或者干脆报以沉默。张韵曾经想过离婚，或者重新返回报社上班，但终归选择了原地踏步：“回单位，早就不能适应那种紧张繁忙的工作节奏了，何况还有那么多新人已经顶了你的位置；离婚？孩子怎么办？至少他还按时给家用……”

王潇说，比起许多女性，她是幸运的，找到了一个在各方面都匹配自己，又足够包容的伴侣，然而自己面前的路依旧很长。“上一辈人总认为，单身生活代表着孤苦伶仃，孤立无援，结婚是最好的解药和结局。可结婚，才好比服用了新的一味药，然后等待药性慢慢发作，无论是毒药还是解药，只是个开始，无法预知结果。”

（因隐私需要，本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感谢徐凯文、爱德华德·迪纳、大卫·德里索特斯、塔尔·本·沙哈尔先生提供的大力帮助，并感谢曾飚先生提供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