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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自尊的阵痛与嬗变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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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进入21世纪的中国,无疑正在经历一场几个世纪以来最为宏大的社会与意识形态转型,中国公民的自我价值与自尊判定,也相应地在这场历史洪流中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与重塑,如果我们执意要追寻现代中国社会大多数社

依赖性自尊及其恶果

“用当代心理学概念讲,东亚式的自尊看起来更像是一种依赖性自尊。”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积极心理学”概念推广者塔尔·本·沙哈尔告诉本刊记者,“我们的自信如果来源于与别人比较的优越感时,我们的自尊心多半是依赖性的。反之,如果我们的自我尊重程度来自自己,不受他人影响时,我们的自尊心则多半是独立的。如果依赖性与独立性自尊的关系失衡,获得表扬和优于别人成为人们获取自我尊重和自信心的主要来源时,问题便不期而至。”

对于欧锋来说,他现在仍然在为两年前那场大半为了“面子”的热闹婚礼在还债,因为新娘的家人和朋友都坚信在北京做汽车保险业务的他“赚了大钱”。关于婚礼的谈判断断续续持续了大半年,他几乎是咬着牙,掰着手指头一笔笔从父母、朋友以及自己积攒多年的存款中“抠”出了所需的费用:6万元的婚庆典礼开支,将近8万元的彩礼,一辆11万元的新车,还有一套北五环外60平方米的新房。虽然婚礼上收了一些“份子”钱,但这个家庭成立伊始,就背上了六位数的债务。“今后10年,我只能祈祷自己不失业,不生大病,没有其他飞来横祸。”他告诉我们,“就当是为了让老人安心吧。”

“中国传统思维和意识形态中,虽然有很多虚荣、讲面子的东西,然而毕竟还有很多淡泊物质、讲求个人修为的东西。但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旧传统已经消亡,新的替代物尚未形成的混乱时期。”徐凯文对我们说,其中最直接、明显的病灶,就是我们的教育体制。近日,一段触目惊心的视频在微博上疯狂流传,在时长两分钟的视频里,青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英语老师张明明,在课堂上一边训斥一名初二男学生,一边掌掴其面达8次之多,最终将课本用力掷向学生面部后,才允许其返回座位。她的丈夫兼同事宋姓老师在接受采访时,将妻子的行为归因于“他背(课文)也没背好,作业也做得差,一下子就生气了,没有忍住”,而被打学生家长则称:“对老师一点意见也没有……希望她原来怎么管我的孩子,以后也怎么管。”

“毫无疑问,许多青少年在教育学习中会遭遇失败,但问题在于,如何定义失败。”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社会心理学专家马丁·考温顿在《青少年自尊与学校失败》中写道:“现行青少年教育体制的关键问题是,只有少得可怜的同质化奖励作为正面激励提供给孩子们。成功,不仅意味着在标准化测试中超越你的同龄人,更应该意味着超越自己原本的极限。反之,失败则意味着在某个自我设定目标面前的暂时挫折,而不意味着个人在某个群体面前的挫折与无能。”

“整个社会竞争、运转体制造成的高压力被一级一级地传导,好像一条生物链,这种以淘汰他人为成功的自我肯定的意识、情绪从教育管理机构传达到学校、家长,每一次传递后都在加大,最后完全落到处于最底层、最弱势的青少年儿童身上。”徐凯文说,“我们的教育大多数是倾向于依赖性自尊心——获得外在的肯定和优于他人的需要,结果是:一个人的成功意味着另外一个人的失败,压力大到一定程度,最可能出现的就是攻击行为。”1997年,还在苏州市市立精神病院担任医生的徐凯文就发现,每当寒暑假来临,都有大批因学习考试压力过大的学生前来住院治疗,病情囊括了焦虑、抑郁、强迫、精神障碍等各种症状。

残酷的淘汰后,即便是侥幸胜出者,也很难拥有健康的自我价值评估与健康的自尊。徐凯文回忆说,在去年早些时候,一位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金牌得主,平均绩点能够到3.88(满分4分)的北大理科男生,在准备申请出国的时候,因为自己英语可能考不了满分,就开始自我怀疑,然后就开始失眠,恍惚之间就想跳楼自杀。幸亏老师和同学发现及时,把他救了下来。“后来我对他进行心理辅导,我问他,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他踌躇了一下说,是为了让别人羡慕我。”徐凯文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依赖性自尊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极端案例,整体教育给予的挫败感,最终将变成人对于自身价值与安全感的降低。

安全感的降低,最终将导致反社会的过激性攻击行为与犯罪。2010年10月20日,震惊全国的西安药家鑫案件就是一个实例。“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药家鑫案件中有一个细节特别吸引我的注意。”徐凯文告诉我们,“他的凶器是一把挺长的刀。有多少大学生,需要买一把刀防身,尤其是在家境并不贫困、居住环境治安也不复杂的情况下?答案就是一个:自身严重的不安全感与自我价值缺失。”

在现实生活中,药家鑫之父药庆卫对儿子要求极高,他曾说:“弹钢琴谁没哭过,都是从最难的阶段过来的,过去了就能走专业的路,过不去就一辈子是个业余。”在公布的照片和录影中,药家鑫很少露出笑容,动作表情都是腼腆和逃避。在美国犹他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教授大卫·德里索特斯看来,这些都可以毫无疑问地看作青少年儿童受虐待的明证,从而早早地为他的犯罪和悲剧奠定了基调:“它既反映了施虐者(父母/师长)自身对于角色的扮演无力与焦虑,也直接严重损害了后者对于自身价值和尊严的判断,肢体与语言暴力变成了某种洗脑,最终导致受害者在认知和情感领域的自我贬抑。”

消费、婚姻与被贬抑的第二性

蒋屿娆的富安门摄影制作公司坐落在北京四惠“蜂巢艺术区”内,一间200多平方米、Loft仓库风格,以白色为主基调的工作室内,一边是摄影棚,一边是化妆间和办公区。每天上午10点左右,她都会准时迈进公司大门,开始一天的忙碌。对这家主打摄影、造型与视频拍摄的公司,蒋屿娆已经投资了50多万元,她说现在正在强迫自己做一切以前不会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因为每个月2万多元的房租,还有十来名员工的薪水,都在提醒她肩膀上沉重的责任。

与绝大多数“85后”女生一样,蒋屿娆也有过简单地认为物质就能给自己带来自尊与快乐的时段。她承认,在加拿大留学时,有过一段放任自我的时光,而出国本身,对于她来说,有一大半初衷是出于青春期的叛逆,想“逃离”父母严酷的管束。高中时代,她学会了抽烟,自己偷偷文了身,把丝袜穿在校服裤子里面。“温哥华的中国留学生圈子里家庭好的富二代太多了,在那里就是每天各种娱乐,消费,买车,买奢侈品,去赌场,因为整个圈子风气都是这样,你不可能和别人不一样。”蒋屿娆说,她曾经买过单价18万元的爱马仕Birkin包,还有一辆兰博基尼:“通过物质、好车找自尊实在是太容易了,你自己待在家里光是想着有一辆兰博基尼停在院子里,就会兴奋得不行。”

确实,新时代中国女性的解放源自物质,根据英国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在2007年8月发布的调查报告宣称,预计到2015年,中国独立生活或已婚未育的年轻女性的总购买力将由2005年1800亿美元增至2600亿美元,女性在消费方面拥有很大的发言权,78%的已婚女性负责为家庭的日常开销和购买衣物做出决定。报告乐观地宣称:“女性的经济影响力日益上升,导致女性在社会和经济中的地位已经发展到中国历史上全新的高度,特别是女性倾向更多地在社会中以新的方式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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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鹏远]

标签:绍伟 蜂巢 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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