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书展：“走出去”的困境和未来的诺贝尔奖

在刘震云看来，如果诺贝尔奖用汉语来评，很多中国作家都能得奖。这是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设，我们总还是会不断听见类似“民族的”和“世界的”这样的问题。几乎所有参加书展的中国作家对此都有非常清醒的认识。铁凝说，一个作家如果总是在考虑如何写出所谓“世界的”文学，这是一种做作。毕飞宇则觉得这个问题显得自卑而扭曲，似乎世界化成了写作的一种义务。他曾经与很多青年作家聊天，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喜欢抓住自己的区域文化来写，这样的小说他都很难喜欢。“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是个抒情句子，什么也没有表达。一个好的作家只需要写他喜欢的东西、他关注的东西，那个“像烟瘾一样吸引你的东西，离开它你就不舒服。这样的写作才是有价值的”。

如何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个问题在书展的不同场合被问起，所有的答案都无法让人满意，可以预计的是，追问还将持续下去。因为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上升，全世界都迫切地想了解这个国家，人们阅读报纸、访问网页，越来越多的人也来到这个国家在天安门前合影，甚至有人知道中国社会集中了从前现代到后现代的一切特征——然而这样仍然难以了解中国，因为通过这些途径无法了解中国人的情感。另外一方面，中国文学又迫切希望被世界所了解，已经成名的许多作家出生于60年代甚至更早，他们的英语水平不足以向世界发出声音，他们必须依赖译者。《路灯》杂志的英文编辑、翻译家埃里克·亚伯拉罕森（Eric Abrahamson）说，全世界在从事把汉语作品翻译成英语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加起来只有30人左右，翻译类似《蛙》这样的长篇小说，至少也需要半年时间，按照这个速度，每年翻成英语的汉语文学数量就非常有限。伦敦书展期间，铁凝的代表作之一《大浴女》终于在英文世界找到了归宿，哈珀·科林斯和西蒙·舒斯特分别买走了英国和美国的版权，这时距《大浴女》的法文版已经过去了10年。

在一个名为“中国文学在英国的出版”的研讨会上，朱莉娅·洛弗尔说，汉语写作里的短篇小说更容易得到研究者和翻译家的关注。同样发言的还有英国主流文学杂志《Granta》的编辑艾拉·阿尔弗雷以及一位来自美国的文学经纪人玛瑞莎，苏童、严歌苓和韩寒都与她合作。在许多英国研究者的视野里，中国的生活充满了碎片化和断裂的体验，短篇小说无论在写作还是阅读节奏上都契合这种社会现实，而中国作家在长篇小说里常常出现的宏大叙事的野心则很容易让英国读者感到厌烦。场内坐着的基本都是英国人，朱莉娅遗憾地说中国许多作家从事几份工作，只在周末写作，依然年年出书，而像朱里安·巴恩斯这样的大作家两年之内别的什么也不干，才写出一本薄薄的《终结的意义》。玛瑞莎好像没听见，滔滔不绝地向在场的英国读者和出版商介绍韩寒在中国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

误解总是存在，李洱在一个会上抱怨，西方研究者和译者倾向于选择对他们来说具有夸张效果和样本意义的小说，而许多中国作家又喜欢迎合这种趣味来写作。对于绝大多数西方读者来说，文学是了解中国的渠道，可是参加书展的大部分中国作家都不喜欢这样的看法，刘震云说小说是情感的记录，这个情感超越了语言的界限，如果打算透过小说来看中国的现实，那就离文学很远了。事实也是如此，在伦敦书展上，对“中国”的关注要远远大于对“文学”的关注，这种关注让作家们又爱又恨。《人民文学》的编辑、作家徐则臣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德语、意大利语、英语和日语等几种语言，他遗憾地说，虽然这些年中国文学在海外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在西方读者中，猎奇心态依然占统治地位。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写什么”而不是“怎么写”，这不是一个好的对待文学的态度。

伦敦书展对于不同的作家来说意义是不同的，铁凝把自己的代表作卖给了英语世界最有影响的出版社；莫言见到了写《乌克兰拖拉机简史》的柳薇卡；毕飞宇对英国读者说，在作家内心的激情面前，外在限制根本不值一提；阿乙见到了自己的译者，承诺以后写出的东西第一时间就发给她看；而徐则臣在伦敦最大的连锁书店“水石”的几个分店里，没有找到一本中国作家的书。在另外一家水石书店里，本刊记者看见一个桌子上面放了很多书，还专门立了一个“China”的牌子，走近细看，不同国家的作者用英文在谈论中国经济和他们恐惧中国的理由，甚至还有一本齐泽克论毛泽东思想，但同样没有一本来自中国的文学作品。一方面是喧嚣的谈论，中国研究越来越成为显学，出版商都在关注中国市场，而另一方面，虽然我们的声音越来越响亮，总体上却还是很微弱。但有些英国人却意外地有信心。朱莉娅·洛弗尔说，日本文学也曾经在西方默默无闻，但经过作家和翻译家们的长期努力，日本文学已经在英语世界生根发芽，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甚至还得到了诺贝尔奖。也许中国文学在海外也会有同样美好的未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