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教育不再绑架国民

2012年04月25日 10:17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本刊编辑部 赵佳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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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与沟通

“高中生活的设置，让你没有办法喘一口。”高二学生何亦华总结3年的设置:“高一为高二分班挤进重点而拼命。高二则卷入了各种成绩排行榜。每一次排名次序的变化，都让人直接想到未来。然后，就是高三了。”

高二分成了省班、重点班和平行班，这似乎奠定了各自命运的大致格局。“重点班和普通班的同学几乎没有交集，价值追求也截然不同，”何奕华说，而省班集合了来自全省各地的中考状元，过着异常艰苦孤独的生活。老师总爱对他们说，省班同学5点起来背单词，你们能行么？

在何亦华的经验中，中国的素质教育，不只是一句口号，还是一种负担。他说，在他那所以社团活动闻名的中学里，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接受者基本上是不同的学生群体。而每逢学校的各种文艺科技节日，往往会停课让学生参与，以显示对综合素质的重视。但是作业并没有因此减少，课程也从未停下步伐，这意味着你必须牺牲更多本来就很少的休息时间。

形式主义往往大行其道，比方说，作为学生报纸的负责人，校方会通知他文联的参观计划，有敏感内容的不许展示出来，而让他们把主要精力花在接待上。

制度带来的规训和紧张无处不在。在宿舍里，环境卫生检查不达标就要扣分，扣满6分就发放一张停宿警告。累积两张就会受到停宿处分。这样的紧张让学生们难免借机“暴动”，何亦华说，有一年天气太热没开空调，一千多名学生走出房间，呼喊、起哄、跺脚。

另一次大规模反抗是社团呼吁关灯响应地球一小时活动，但校方禁止关灯，要求正常晚自修，老师还跑到教室守着。学生们涌出教室，高喊“关灯、关灯！”终于有学生找到总闸，成功熄灯，校园一片雀跃。

反抗同样发生在课堂上。何奕华记得，有一次英语老师批评了一种表达方式，一名学生站起来指出，自己使用的是国际用法，老师提倡的只有高考才会使用。老师只能劝说，没办法，咱们要高考。“我们有能力超前于这个体制时，老师又会把我们拉回来。”何亦华感慨。

何亦华从小熟读四书五经，他喜欢文科，想过上“有人情味”的生活。他难以忍受政治课。“政治课的观点明显是背离时代的”，不仅如此，他还没法忍受在习题上表达诸如“行政效率低下只是少数现象”这样的观点。

事实上，在他看来，学校的沟通效率就相当低下。他们习惯于在微博揭示问题，表达观念，并要求及时地互动沟通，“而不是通过学代会的方式，一个问题要沟通一两年”。而那些表达心声的微博，转发总会成千上百。

作为学校的出版人，他们会刊登热门微博，要求校方给予回应，甚至批评学校办分校的失败之举。于是，他们与学校的审查老师多年来持续着沟通和斗争。有一次，校方要求他们把已经印刷好的一则消息用贴纸遮住。学生们特意交代印刷厂使用最容易撕开的贴纸。结果，“越贴越想撕开”，爱发呆的陈圆说。

他们似乎并不轻易相信。在宿舍，他们突破互联网的限制，翻墙寻找自由的新闻。他们聚集在一起，大声朗读。

不久前，他看到了江苏学生在国旗下的讲话，很激动，说那是自己一直想做而没有机会去做的事情。“我们只是想表达，可是人们对学生却喜欢堵截。要么认为学生只是小孩，要么害怕学生，特别是一群学生。”在他看来，要求表达的学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群学生毫无目标地压抑地聚集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

在这所学校里，高三学生黄家祺告诉我，一个多月前，高考百日誓师大会上，他作为学生代表上台演讲。他心里也冒出修改讲稿的念头，但后来没有这么做。看到国旗下的演讲稿，他想，“如果是两年前，我可能跟他差不多。”

（应受访者要求，小徐、陈圆、刘林、何亦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