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国荣谈香港电视的光荣与梦魇

岑国荣，编剧、香港资深电视人，19岁进入TVB，曾转投亚洲电视台，代表作有《上海滩》、《大城小警》、《隔离差馆有只鬼》、《公私三文治》、《谈情说案》、《护花危情》等。1995年重返TVB，长年担任创作部经理，2013年上半年离职。（图/方迎忠）

差点就发达了

“行内人都叫我‘岑公’。”岑国荣说，“岑公”何以为“公”？他解释：香港电视编剧行当里的老行尊。

“岑国荣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另外，他教会了我何为‘尊师重道’。”《笑看风云》的编剧钟健强，这样描述他的师父岑国荣。

与我们见面后，岑国荣郑重其事地说：“《上海滩》能够完成，主要是陈翘英和梁健璋的功劳，尤其是陈翘英，没有他，就不会有《上海滩》。我一入行就能跟着这两位高手——全行都知道的顶级高手——学东西，很幸运，也很感谢他们！我希望你在稿子里提一下（陈翘英）。”他并不知道徒弟对他的评价，就先为“尊师重道”4字作注。

岑国荣的耳垂很厚，是人们常说的富贵相。从功利的角度看，他确实是有福之人：出身贫寒，父母是普通工人，家里兄弟姐妹多，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在自己喜欢的行业里闯出天地，住进了价值千万元的豪宅。按照他的说法，虽非大富大贵，但即使今后不工作，也无须为退休后的生活担忧。

“小的时候，我们住的是‘徙置区’。‘徙置区’你知道吧？那是香港穷人的集居地。那时我们一家大小，就挤在一个狭窄的单元房里。几个小孩吃饭，要把肉藏在碗底，用饭盖住，只是为了多吃点菜。这种经历，你们肯定没有了。”

为了让我们看“徙置区”，岑国荣特意开车带我们到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深水埗。“深水埗分开两部分，一部分是‘徙置区’，穷人住的；一部分是豪宅区，叫‘又一村’，房子很漂亮，环境很好。小时候玩耍，我们常逛到高档住宅区这边来，那时的理想，就是长大以后要住进这个地方。”

如今他早已实现了这个理想，不过依然怀念儿时的地方。带我们参观时，他说得最多的是，“这些建筑，外面看上去还不错，但里面的环境很差的。这是政府做的形象工程，粉刷过的。”旧房子被拆的拆、改装的改装，只留一处作纪念。岑国荣特意带我们过去看这栋起着博物馆作用的房子，外墙已经翻新，他对此不太满意，“那些味道就没有了，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想的。”

“你女儿喜欢听你讲你小时候的事情吗？”我问。

“她们啊？‘睬你都傻’（才不管你）。她们的环境优越多了，无法理解的。”

在见证了香港电视三十多年的浮沉后，如今他更喜欢谈的，是两个优秀的女儿，以及他的“十易笔”输入法——这是一个只需使用0-9这10个数字键就能打出汉字的输入法，简明易用。更令他感到得意的是，这个由业余人士用业余时间做出来的输入法，在2003年夺得了香港工业奖，这是香港工业消费产品设计的最高荣誉奖项。

借助得奖的东风，岑国荣当年差点将这个输入法上市，不幸遇到科技股泡沫破灭，“就只是晚了半年啊！如果提前半年上市，我就发达了，现在都可以不用干活了。这真是我的命，也是观众的命。本来我不用做那么多收视冠军的——哎，差点就发达了！”与富贵擦肩而过，他有点捶胸顿足，但憾意又很快被收视冠军的自豪盖过。

渴望再做一部 《上海滩》

岑国荣参与了《上海滩》前几集的编剧，剧中冯程程出场等场景，就是他的手笔，包括“冯程程”这个响遍华人社会的名字，也是他起的。“‘程程’其实是我小姨的名字，这个很少人知道。”回忆往事，岑国荣哈哈大笑。

《上海滩》的诞生，灵感来源于《江湖龙虎斗》这部西片。主创人员是陈翘英、梁健璋、岑国荣3人。“3个傻佬，我当年是最小的，在酒店的房间里聊聊天南地北，讲讲是非八卦中撞出来，当时真的不知道会有这个效果的。”

当时TVB允许他们可以不在公司工作，3人就在酒店租间房子来构思剧本。“去哪儿都可以的。有时候我们会去赤柱，去浅水湾，去郊外想剧本。记得在大埔那边的酒店时，刘天赐这些前辈还曾来探班。我们是在那样（轻松）的气氛下想出来的。”

3位主创人员没有想到，《上海滩》播出后会引发如此轰动的效应。岑国荣去泰国，放眼望去，都是当地人模仿丁力的装束。那种震撼以及满足感，让他至今难忘。现在他离开TVB自己单干，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能重新与陈翘英合作，再做一部新的“上海滩”。

首部《上海滩》大获成功，但因为许文强这个角色在剧中死去，所以写续集的剧本时，就苦了这几名编剧。“如果知道会这么Heat的话，周润发就不‘死’啦，重伤也行，什么都行。我们写续集的时候想了很久。当时续集可以再找周润发拍的，但周润发已经被乱枪扫射‘死’了，我们怎样自圆其说呢？”

他们再把剧集看了一遍，研究片子，提出多个让周润发“复活”的方案，甚至还试图安排一个神医把周润发“救活”。“最后没有办法，过不了自己那一关。你硬着改是不行的嘛。讨论了很久，最后就说算了吧，都死了。所以第二第三出的影响力是没那么大的（没有周润发参演）。”

岑国荣说，现在TVB的编剧，基本不可能像他们当初那样离开公司干活，一切都规章制度化了。现在的工作流程，一般是在一间房子里，几名编剧互碰点子，每人分工负责哪几集，由编审进行把关，流水线作业。编审也并非只是审读剧本，往往也写剧本。2012年TVB收视率最高的剧集《护花危情》，就是岑国荣主持完成的，当时他早已是创作部经理，仍负责了该剧编审及编剧的工作。

“在这一行做了30年，有什么感触？”我问。

“我是做创作的，你的稿子，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标题，那就是：被偷去的那15年。”

这15年，从1998年林百欣“意兴阑珊”地出售亚洲电视算起，到2013年刚好满15年。亚视衰落，香港电视行业变成TVB一台独大。这种局面，在岑国荣这个老TVB人眼中，是“香港电视的一个梦魇”。

“你去看收视率，TVB与亚视对比是二十几点比一点，有时甚至是三十几点比零点。亚视全盛时收视率有十几点的，已经很厉害，下跌到现在的一点，更甚是零点。也就是说，亚视对这个行业的影响已经消失了，很可惜的。”

在岑国荣眼中，香港电视的衰落，跟政府有一定关系。“香港政府控制着电视牌照，只给两家发放（2013年10月，香港政府增发两个免费电视牌照，但新的两家电视台目前尚未启播），当其中一家不作为的时候，必然就坐大另一家，这样就没有了竞争，只会导致水平退步。内地的电视为什么会这么蓬勃，就是因为有竞争。”

TVB的新址在将军澳，它附近有一个大型垃圾填埋场，臭气弥漫，一部部光鲜的剧集，都在这个地方产生。经过一栋建筑时，他特意放慢车速说，那是王维基的公司，王维基想要的电视牌照，政府至今不批。“甚至是TVB的投资者、老板，眼界都应开阔一点，有竞争才能逼下面的人提升自己，提高良性竞争不是说别人拿了你的蛋糕，因为大家提升了素质的时候，目标不是香港，是内地。”

与内地红火的电视业比起来，香港显得窘迫。“你看内地的电视，就知道香港跟内地没法比。别的不说，就看内地的制作，那些布景该花多少钱，我们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来，那都是真金白银的。香港的电视剧想要有这么大手笔的制作，很难。”

他忧虑的还有，与内地相比，香港编剧的地位与身价也有差距。内地的同行，以某部剧集的编剧头衔行走江湖，能获得尊崇；而香港长年以来的制度，是编剧隐身幕后，机构独据美名。至于身价，“（差别）天和地，内地真的高到你不信，导演和编剧都比香港高很多。香港就几万块一集，但内地高的，十几万人民币一集，20万人民币一集都有。就算香港最有名的编剧也收不到这个价。不过，内地这么高也有它的道理，毕竟人口这么多，顶尖的那几个编剧，是配得上那些价位的。”

收视劲过周星驰

进入编剧这一行，岑国荣完全出于偶然。他中学毕业时的成绩，除了中文A之外，其他科目并不理想，“这样的成绩，读不了大学，那就出来找工作，哪还能想自己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翻报纸，找到两份工作，一份是政府文员（公务员），一份是TVB见习编剧，两份我都有机会，最后就选了TVB编剧，‘撞’的而已。如果我当时翻到的是广告公司助理，那我就有可能在广告界了。你们这个年代还有可能计划一下自己的将来，我当时没有的，这份工作是‘撞’的。”

来到TVB旧址时，岑国荣略有唏嘘。这里曾集聚香港最有影响力的5个传播机构，包括3家电视台（TVB、亚视和已倒闭的佳艺电视）及两家电台（商业电台和香港电台），行内人称之为“五台山”。不过，当初的TVB主楼已经拆掉，变成了楼盘。岑国荣在旧址门口停车，望着旁边那几栋旧楼，沉默了几秒，“这是我当年来面试的地方，三十多年了。”

如今，三色台的台标依旧，但其剧集的影响力似乎只能瞻仰昔日。而内地的电视剧市场，则日益红火。昔日荣光与今日寂寥对照，让他决意跳出香港，进军内地。接受访问时，他正组织人马创作两个在内地播出的剧集。

我问他：“现在的你，会恐惧什么？”

“到了这个年纪，恐惧的就是身体了。”他说，在离开TVB后的半年里，他没让自己休息过一天，因为担心不胜负荷，坚持跑步锻炼。

“网上关于我的资料不多，但行家是知道我的。在电视圈影响力大的人，有些退休了，有些转去了电影圈。但我仍在电视圈。所以论资历、影响力，我都是最深的那一个。因为个人问题，1995年回到TVB时，坐了高位（创作部经理），就变得很低调了（在《护花危情》编剧名单里，岑国荣没有具名）。做行政的就要退到幕后，任何采访都让下面的人去。”

他拿出一张1989年香港电视剧的收视排名表，在榜单里，他监制的《大城小警》高居收视第一名。他指着榜单，让我看第三和第六名，是《他来自江湖》和《盖世豪侠》，都是周星驰参与演出的剧集。“我做的剧，收视‘劲’过周星驰。”岑国荣说。

“我一个中学生，几年时间就升上去，老板上司都看得起我，推我上去做监制。当时才二十几岁（1988年）。由创作转做监制，我是第一个，之后才是韦家辉、邓特希。韦家辉做煽情剧（正剧）是第一，我做喜剧是当今第一。后来韦家辉去了电影圈。”

他称赞起同行来也不遗余力。“我在亚视升做制作经理，那时张家辉还没红，我用他拍一些戏，当时已经觉得他天才横溢，真的是这4个字。”

由于接下来还想再做10年，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太低调了。现在无可奈何地提醒自己要高调，所以现在的我是假的。”

他这样介绍真的自己：比较冷，恋家，“对电影圈电视圈的朋友保持疏离”，不和朋友称兄道弟，有“文人傲气”。

谁都敢来动剧本

快乐创作，这是出现在岑国荣谈话中的高频词语。

“创作不快乐怎么能出好的作品？我那个年代，上班像玩一样，工作是游戏。现在制度化了之后，一组一组人流水作业。其实创作真的不应该这样。最蓬勃的时候好像很散漫，但其实精髓在里面。制度一定要有，但对创作人是要另外一种规矩。”

当时的他，工作起来不想回家，逗留到半夜然后出去吃宵夜，完了又回来继续想剧本写稿，一直到通宵。“梁健璋当时假装很生气地说，‘你们这帮小子要生性（懂事）！’但其实他是很欣赏那种精神的。”

这份工作给他带来无限乐趣，“比如说我们做的《新抱（媳妇）喜相逢》（2014年TVB贺岁剧），故事是两个在娱乐圈斗得很激烈的女艺人，争着要嫁入豪门，继续斗。你可以想象那些戏了：大家族成员争斗、婆媳争斗，做了很多了，所以要加入一些新意，就是把娱乐圈元素带进去，两个演戏很厉害的——你都不知道她们是笑还是生气的那种——谁知道原来婆婆也不是省油的灯，最后胜利的Boss是婆婆。原来婆婆这么厉害！”

每周关注和记录收视率，是他的工作秘诀，也是最想和同行分享的经验。“很有用！我每天看收视率，每星期总结一次，大概知道哪部剧、题材、演员、桥段（的影响），多年下来就自然跟观众互动了。”

收视率在他眼中是重中之重，“做电视作品跟写书不同，写书可以完全只向自己负责，做电视剧就不可以这么自私，因为电视台不是我的，所以一定要兼顾收视率。”

岑国荣认为，在剧本创作方面，一个新手起码要经过5年锤炼才能独立写稿。按照他的体会，做这一行，经验重要，但拼的是慧根，“有些人就算做了二三十年，都只是工匠而已，规规矩矩，写完稿改一下就可以出街，但让他自成一家就做不到了。这等于作诗，有时看到一些诗，就知道自己一辈子也作不出来，但有些人就能挥洒自如，成为一家。”

令这位金牌编剧最不甘心的是，“人是都觉得自己最厉害，觉得最容易的就是做剧本。拍东西的时候老板来现场，是不敢动摄像机的，剧本却是每个人都敢动的，教你怎么写，应该怎样怎样。希望他们知道守好自己的本位，投资者就扮演投资者（的角色）。”

尽管编剧拳脚难展，岑国荣还是想告诉年轻的同行，“这个行业是有希望的，因为现在内地这么蓬勃，大家要做好自己，去迎接这个天大的机遇。我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真的要留意收视率。”

信命而不认命，忧远而能乐事。岑国荣，很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