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春彦忆1949年前的海上画坛：自由，自由！

时代周报：有人问西南联大的校友为什么能培养那么多人才？校友也说：自由。

谢春彦：首先是没有限制。当然那个时候也有一个特点，那些海派人物年轻，自己没有负担，而且有一种激情。这种激情和他们本身对艺术的天赋撞击起来就形成了非常灿烂、不可重复的海派文化。一个文艺的门类，在开始的时候，本身有很多难以替代的东西，促使它能够达到一种境界。我受叶浅予先生、丰子恺先生、林风眠先生和齐白石的影响最大。

叶浅予先生的成就有三个板块，一个是漫画，他的《王先生》是中国漫画的经典，但是他创作《王先生》的时候只是一个20多岁的小青年，也没有范本可以去照本宣科，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就是他当时生活周围的事情。后来，他就画速写，一直到他去世前，几十年没有断过速写，最后两年不大画了。我每年都到他的老家桐庐，陪他一个时期。我看到就问：叶老师，好像最近一两年你不大画速写了。他一辈子，除了“文革”期间被关起来，几乎没有断过速写。他后来跟我讲：速写直接跟生活有关系，把生活很迅速地表达在纸上，使绘画总是有一种新鲜感。但是他说，速写反过来也限制了创作，后来我慢慢体会到了。速写在认识生活、表现生活、记录生活的同时，可能也会反过来成为一种束缚。写生和速写对于中国画似乎是必需的，但以山水而论，最高级的阶段恐怕就不一定了。

以拍卖行价钱量化书画好坏

时代周报：丰子恺先生是文章也好，画也好。

谢春彦：人品也好。那个时候我大概20岁出头，去拜访他，他跟我说了一句话：画，总要有点画外的意思。我一直记住，对我的创作影响很大。如果一张画只是涂抹的画，没有创作的意义，对于创作的人或者欣赏的人来讲，我觉得没有意思。画画的人心里储存的东西多而深的话，他的画对别人的感染力可能会大一点。

嘉德拍卖行刚刚成立，有一次在上海展览拍卖作品，王雁南请我去看。正好有三个人的画放在一起，都是小的。第一张是老画家程十发的一张扇面，画一个钟馗蹲在地上，画得好极了，非常工致，非常古雅，颜色也非常好，我看了以后非常佩服。再看下面一张，是齐白石的，一张小品，非常简单，寥寥几笔，一看这张齐白石的，胜过那一张。那一张非常工致的画，在齐白石的寥寥几笔的小品前面有一点沉不住。第三张是丰子恺的，丰子恺画得比齐白石的还要简单。因为从小就喜欢丰子恺，我就未免爱其艺也爱其人，我就替丰先生的作品有点担心，这样跟齐白石比是不是会被比下去，我看了一会，没有比下去。我想起了几十年前，丰子恺先生跟我讲过的那一句话。

这一点，我长期以来努力地这样去做，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对我来讲是一种重要的艺术营养。我宁可画一张有缺点，但是必须有特点的画，而不要画那种好像面面俱到、没有特点、没有意思的画。现在书画界，尤其是画家，大部分都有迎合市场的需要，不断地重复自己。我总觉得，我们现在看很多画，画面上给人的感觉是势利、张狂。从前，画家要具备各种修养，现在好像不是这样。我自己当然也有很多这样的缺点，但是现在书画界，这个毛病实在是非常大，只是在努力迎合和满足大小土豪低级层面的感官需要，内底骨子里俗和堕落。可惜这些人没有自知之明，非几十年的自省觉悟是改不了的。这可能跟社会、人们的追求都有关系。现在有一个词：量化。这张画的好坏，画家要通过量化来确定价值，这个量化就是拍卖行的价钱，所以就有很多人不断地炒作自己。坏风气如糖如蜜，处在其中有名有利，肆行其道，成为司空见惯的习惯，习惯成自然，也就很容易堕入其中不大出得来。

时代周报：你这一代所经历的政治运动，有没有中断文化艺术上的传承？

谢春彦：在更高的意义来讲，中国的文化是受了很多灾难，包括“文化大革命”。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的这种东西，在中国长期的封建历史上也有不少，只是规模没有这么大，没有普及到最底层。“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最大的摧残，但是要全部打断恐怕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但是，现在的书画市场弄得太乱了，远的来讲，根子跟人性当中不好的东西有关，近的来讲，我想是“文革”的余毒，在这种经济比较狂躁的状况下，就更加肆无忌惮。但是，中国的道要断掉，也是不可能的，总还是有题中之义的“曲折”要走。

文人画中的道与术

时代周报：中国传统有“文人画”一说，现在又有人提出“新文人画”。你认为文人画的传统有没有断？

谢春彦：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有一个特点，学而优则仕，文人一定要经过科举，为皇家所用，才能够实现政治抱负。中国从前是开科取士，这些文人首先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字要写得好。从前有王羲之，苏黄米蔡，那个时候没有书法家协会，现在有书法家协会，也弄成一个官样的组织，大家都争着去做主席、副主席，书法被闹腾到这样一个程度。也许说明我年龄慢慢大起来，可能真的落伍了，但是，我还是不愿意加入这个圈子里去。

很久以前，王蒙也喜欢写旧体诗。在一家学术刊物，我们开辟了一个专栏，叫“王诗谢画”，王蒙的诗，我的画。宗璞就写了一篇关于“王诗谢画”的文章，她讲到蛮喜欢“王诗谢画”里我的插图。宗璞讲：谢春彦先生，文化传统常常是因为爱好而流传下来。我想想也有点道理，你不喜欢一种东西，不可能下功夫，也不可能被传播开来，一定是有爱好才流传得下来，爱好是非常重要的延续的桥梁。

时代周报：爱好很重要，但很多人现在把艺术品变成商品了。

谢春彦：当然，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书法也好，绘画作品也好，要跟商品没有关系也是不现实的。首先，你要吃饭，养家糊口。我也是靠这个在吃饭，不过稍微干净一点而已。绘画有经济价值和文化艺术价值，甚而有教化道德价值。据说，这些年来成立了很多美术院校，北京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估计每年美术院校毕业的学生有一二十万，办学商业化。中国要不要这么多的画家、书法家？如果要的话，要什么样层面上的书画家？

时代周报：绘画是一种形象艺术，你认为思想重不重要？

谢春彦：实际上这是从前讲的道和术的问题。文人画可能是道的成分多一点，但是长期下来，也形成了自己的术。虽然它和所谓以术为主的画家的画不同，但是，它的道和术结合得是比较完善的。比如说，书法里面有书法家的字和学问家的字。像王元化先生也写毛笔字，他不是为了写字而写字，所以，在他的字里面，道的影响就会比较多一点。比如说何满子先生，他从来不把自己当作诗人，也不把自己当作书法家。我给他编的集子，他不让称书法，只叫“自写”。满子先生很有意思，他在书法以外的道的层面的东西更多一点，也会更感动人一点。他每次写字—他没有桌子，写大的字，要把吃饭的桌子撑开来—我很尊敬他。我曾经给他办过一次书法展，写他自己的诗。现在大部分的书法家变成了抄书匠，抄书匠缺少一种道，也削弱了术，这些抄书匠还不如从前敦煌抄经的那些匠人，诚恳虔诚敬业。

谢春彦画作《大禅》。

中国书画不要轻易搞“国际接轨”

时代周报：西方绘画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的传统绘画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也影响了中国画的风格。近三十年来，当代艺术对中国艺术界有无冲击，有无改变艺术界面貌？

谢春彦：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相对来说，文艺创作那种禁锢的东西打破了不少，这对中国画、传统的艺术有推进作用。开始，西方的表现形式，包括当代艺术对中国画也有一些影响，但是慢慢就会发觉，中国书画这几年又倒退回来了，所谓的更重视传统了。在中国画这个圈子里，可能经济发展了，卖得贵了，反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倾向，就是自大地觉得中国的好，实际上这种倾向也很浮躁，对传统文化研究也不深入。大不及高，下不入微。我们是中国人，不能讲祖宗不好，但是传统里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或者说是时代在前进，它跟时代距离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