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进化史：原是帮会流氓 后成影视反面角色

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国民党特务进入了另一种角色。“特务”也最终定格为电影中狡诈、凶残，通常被打上惨白的底光示人的反面角色。他们擅长阴谋诡计，对民主进步人士凶残狠毒。

《色戒》剧照

“特务”这个本来中性的词语，随着国共斗争一步步沦落为贬义词。特务最终在人们心目中定格为——惨白的底光打在脸上的反面角色。

“特务”是个舶来词汇，由日本传入，一开始它是中性词，无褒贬之分。最初，这个词只是“特殊任务”的意思，如上世纪中国军队中担任警戒护卫任务的精锐部队通常成为“特务连”、“特务团”。“红色娘子军”的正式番号，便是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2师女子军特务连。

但在长期的国共斗争史中，特务逐渐演变成了反角，他们擅长阴谋诡计，暗杀投毒无所不能，对共产党、民主进步人士凶残狠毒。

托民国谍战题材影视剧长盛不衰的福，“军统”、“中统”两个特务机构已是尽人皆知。屏幕上的故事足够热闹，也足够虚幻，但大都只将特务最“无法无天”的一面无限放大，却永远不会告诉你前因后果、个中现实。

最初的国民党“特务”就是一群帮会流氓。

在国民党北伐乃至定鼎南京初期，“特务”还没有实体，秘密活动要依靠帮会组织。只要对上暗语、切口，便能在人员分布上至军政大员、下及贩夫走卒的帮会体系中打开一扇大门，刺探幕后的真相，动员隐蔽的力量。

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便是运用帮会的著名案例。当时，上海方面由中共控制的工会力量强大，并拥有武装工人纠察队数千之众，自然不肯引颈待戮。国共双方在城中交火，又难免玉石俱焚。

蒋介石的策略是避开正面对抗，由其特务处长、青帮“悟”字辈弟子杨虎，联络沪上青帮大佬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为其效劳。4月12日当天，三人派出麾下小弟伪装成工会会员，戴着工字袖标成群结伙地冲击工人纠察队驻地，肆无忌惮打砸抢烧、开枪伤人。接着军队便以调解为名，将双方全部缴械，并将事件宣布为工人械斗。事前一天，更是由杜月笙亲自下贴，以碰面商谈要事的名义，将工人纠察队领导汪寿华请到家中，乱拳打昏之后塞进麻袋活埋，造成工人纠察队群龙无首、束手就擒。

此时，实体的“特务”工作都要由帮会代劳，名词上的“特务”更谈不上褒贬。“四一二”后，中共紧急成立的决策机构叫做“上海特务委员会”——共产党也有特务。

军统和中统都是苏联人的学生。

日本军队的情报机构以“特务机关”为官方称呼，在侵华的背景下，“特务”自然而然迅速贬义化。在此背景下，国共两党的情报机构也改以“隐蔽战线”、“地下工作者”自诩，将“特务”变成了称呼对方的专有名词。

其实，国共两党的情报机构师出同门，都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学生。苏联为中共培训人员，组建“特科”执行秘密工作；国民党则通过中共叛徒编写教材、担任教员，学习苏联的秘密工作方法。

中统头子徐恩曾承认：“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封闭得很严密，在我担任这个工作最初一年之间，从各方面摸索，始终找不到门径。忽然来了一个机会，使我能从此敲开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大门。”

这个机会就是顾顺章事件。1931年4月24日中午，叛变的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尤崇新，在江汉关轮渡码头附近，指认了一条大鱼——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

后面的故事已经有过很多书籍报刊介绍，此处不再赘述，因中共潜伏特务钱壮飞的情报，调查科在随后的大搜捕中没有抓到一个高级干部。

顾顺章并未因此失去价值，他又通过监狱指认、街头搜捕等方式抓住了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蔡和森，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

顾顺章的叛变是国共秘密战争中，国民党第一次大胜，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虚心求教，让顾顺章办训练班，培养国方特务。顾顺章殚精竭虑，利用他在苏联所学以及实际运用中的经验，编写了一系列讲义集结成《特务丛书》，后又写了《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际》、《中国共产党的特务工作》等书，成为了国方秘密战的圣经。他也为国方特务机关培养出了大批特务。

不仅中统，连军统首脑戴笠都将顾顺章借来教授技术、培训学员，并刻意加以笼络。当徐恩曾发现顾顺章有彻底脱离中统加入军统的迹象后，立即找借口将其枪杀。

曾经破获苏联红军情报组织。

与中统相比，同时期的军统更像一伙笨拙的打手，虽然也吸收了一批中共叛徒、破坏了一些中共地下组织，却始终未能取得像样的“成绩”。暗杀史量才、杨杏佛等行动闹得满城风雨，即使在国民党政权内部，得到的也多是负面评价。在中统抓捕顾顺章4年之后，军统终于干了一票大案。

故事与顾顺章事件如出一辙，同样是武汉，只是主角变成了军统：中共地下党员关兆南招供了一批地下党员，其中有一人的身份十分特殊：他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上海站负责人的交通员。

这位上海站负责人化名约瑟夫华尔登，是立陶宛籍的苏联红军上校，于1933年接替前往日本的著名间谍佐尔格负责上海站业务。在中共的支持下，华尔登将其情报网络扩充100余人，遍布中国各大城市，连山西省主席赵戴文的儿子、天津市市长张学铭（张学良胞弟）的秘书都是其下线情报员。

由于交通员的出卖，华尔登于1935年5月5日在法租界福煦路被军统特务和租界警察逮捕，并被迅速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接受审讯。华尔登展现出极高的情报职业素养，对自己的国籍、姓名、家庭情况及一切与案件相关的情况的询问都报之以沉默，让军统人员无可奈何。沪上报界因此称之为“怪西人”案。

但是，外围交通员的叛变仍然给华尔登的情报系统以毁灭性的打击，他的下线情报员袁殊等人先后叛变，驻上海、北平等处的情报人员纷纷逃回苏联。

此时，国民政府正在进行抗战准备，与苏联的秘密外交也在积极开展。因此，逮捕苏联特工的消息没有被进一步宣扬。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华尔登被释放返回苏联。相传，释放华尔登是苏联答应蒋经国回国的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