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范畴

当下的中国社会，是居民社会和流氓社会的复合体，这是一个坚硬的历史传统。不解决“流氓化”问题，中国就很难兑现“文化复兴”的梦想。

’读+：你为何放弃了文学事业？今天是看好还是看衰中国文学？

朱大可：我的神话研究，可以算是文学研究的一种。但对中国当代文学，却不敢有什么太多的奢望。21世纪以来，文学面对着世界和本土的双重衰退，我看不到有什么拯救它的力量。除非我们在谈论的是一种广义的文学，它囊括了电影、电视和新媒体之类的叙事媒介。

读+：当今中国文坛，有没有让你觉得欣慰的作家、读物、媒体形式或文学现象。他/它的价值在哪里？

朱大可：这个比较复杂，很难一言蔽之。我首先看好民间诗歌运动，只有诗歌才能拯救被互联网弄坏的汉语。我也看好北村、阎连科这样的长篇小说作家，他们的中国叙事，有望为下一代人提供历史真相。我也看好新媒体如微电影、Ipad多维电子杂志、手机阅读之类，这是一个巨大的传播平台，能为文化复苏提供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持。

读+：陈凯歌、张艺谋、冯小刚相继在电影界失去了所向披靡的地位，原因在哪里？

朱大可：第五代导演走向衰退，这首先是个无法逃避的生理性现象。拍电影是一种很苦的力气活儿，需要足够的体魄和精神能量。上世纪80年代以来崛起的作家、导演、作曲家、理论家，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似乎都站在时间的临界点上。大概只有极少数人能超越这个大限。当年我曾经欢送第三、四代导演的“离场”，并目击了第五代导演的诞生，历史好像到了重演的时刻。我们正在加入被欢送的人群。

读+：如果我们能迎来一场新文化运动，会是从哪个方面开始的？你期望它达到什么目的？你正在撰写的《中国上古神系》一书，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朱大可：上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于白话文，也就是日常语言工具。本世纪的“新文化运动”的启动，可能有多重方向。就我个人而言，重塑中国文化精神，必须厘清中国文化起源，而文化起源的追溯，则必须从上古神话开始。这就是我多年来研究中国上古神系的原因。

读+：《神话》一书中，“流氓话语”及你对禹、李白、唐寅、徐渭等“流氓”群像的塑造令人印象深刻。为什么如此关心“流氓”？它在今天有什么映射？

朱大可：“流氓”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范畴，不深入讨论“流氓”，就无法对中国历史做出准确的评判。当下的中国社会（如果它有“社会”的话），是“居民社会”和“流氓社会”的复合体，这是一个坚硬的历史传统。“毛”时代用铁腕整合了分裂的两者，“邓”时代又分裂回去了。“流氓”不仅是一种身份特征，而且是一种日常哲学，我称之为“流氓精神”，它是支撑国人存在的价值核心。不解决“流氓化”问题，中国就很难兑现“文化复兴”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