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性:另一种形式的死亡以及新生
刚刚过去的那个圣诞节前夕,我回到了自己小时候待过的教堂。) 我一直等着变性注射这件事变得沉闷无聊,也就是说,我一直等待着自己对这个新的自我感到得心应手、习以为常。我一直在思考琳达的那个问题,我是否觉得变性就像是死去了。
(图/Chris Ritter)
刚刚过去的那个圣诞节前夕,我回到了自己小时候待过的教堂。教堂在爱荷华;这是我变性之后第一次回去。我看到坐在长椅上的人们试图辨认出我是谁:我长了些胡子,胯骨变窄了一点儿。我照着教堂的红色歌本唱起赞美诗,听起来就像是正在调音的乐器,因为我还不太会运用自己的新嗓音。歌唱减轻了我对死亡的忧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不知道,但我一直唱着,我们六个人走回爸爸的货车前、各自系好安全带,我一路唱着歌,车子驶上了砂石路,漫天飘雪,一切都那么平静、那么明亮。
有那么些日子,我觉得自己对过往的人生流连不已;另一些日子里,又觉得是过往的人生在我身上萦绕不散。没有人再叫那个名字,语音讯息录着我以前的嗓音存在收件箱。还有,如果不包括我过去的人生,“我”这个词语是怎样的呢?我们是在何时何地分开的?是从我开始注射睾酮的那一天、2013年1月16日吗?或者,分离并不是立刻发生的?
要说某人死去,有个礼貌的说法是“过世”。而一个变性人走在街上看不出是变性人,这就叫做“过去”了。这个词暗指一次成功的转变:灵魂与身体彼此分离,而后再度相聚。
前不久的一个下午,我跟我的老师琳达·巴瑞谈起变性,她问我,“你会觉得就像是死去了吗?”我犹豫了一会儿,她接着说,“瞧瞧,你没法儿说不是。”也许我是觉得就像死掉了吧。但也没那么糟糕。该怎么形容呢?我不知道,大概可以说是出离现实,还有莫名的平静。因此我不那么担忧了。此事非关创造和毁灭,只不过是改变形式而已。我还在,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就像一个友善的幽灵。正如这位新时代[1]拥护者琳达以前在某次派对上说过的,“我离开自己;我回到自己。”当时她的肢体语言极为出色,手臂大开大合。
开始注射睾酮之前,我反复对自己念咒,希望自己在另一边也能记得、引导自己度过转变期。念叨得最多的是:柔和,柔和。有时候是:向着光前行。我还柔和吗?我不知道。这就是“另一边”吗?我不知道。
最让我关注的是,“过”(pass)这一个字就能表明关于身份的困扰和跨越这一阶段的过程;正因如此,我们才用这个字来做为“死”的委婉说法。过去,走过去,跨过去,抬脚迈步,继续走,向前去,努力向前。去体验,去经历。去试试别人眼中不属于你的事情。去拒绝。去避免失败。要讨论“过去”就一定得说到种族、阶级和特权,要讨论变性和死亡之间神秘的联系,就一定要说到变性人的人生经历——于变性人而言,对死亡的思考并不止是一篇散文随笔提到的事,而是每天都要面对的真实的可能性。迪欧尼·琼斯[2]、埃斯兰·奈特斯[3]、多莫尼克·纽本[4],还有由于上个星期Grantland [5]发表的一篇文章而公之于众的范博士事件[6]。在某些情况下,对于某些人来说,无力“过去”也许会是……致命的。
(我还柔和吗?我不知道。这就是“另一边”吗?)
我一直等着变性注射这件事变得沉闷无聊,也就是说,我一直等待着自己对这个新的自我感到得心应手、习以为常。我当然没参加过什么灵性觉醒之类的活动。我所做的准备全部都是即时反应:在几个月里发生特定的改变、遵医嘱注射一定的剂量,最后医生递给我的一纸弃权声明书,说明我走到了不可逆改变的边缘,签下那份声明,意味着我明白这是“永久”的改变。我从未觉得确定无疑,只有准备好去试试的感觉。准备好,向着光前行。
也许变性注射不会变得无聊,但的确更加真切了。这是我真真切切的处境:我的脚趾上长出毛发,我的脚踝长出毛发,我的小腿、膝盖和大腿都长出了毛发;该死,我这新的身体长了好多毛。我出汗更厉害,而哭得更少。我最喜欢的颜色也从蓝色变成了红色。过去我一直喜欢蓝色,完全用不着考虑,像爱荷华天空一般的蔚蓝、像游泳池一样的靛蓝,就是喜欢蓝色,毋庸置疑。然而有一天变成了红色。红色,有时是土地的颜色;红色,如同溅出的血液;红色,就像我跟父亲一同粉刷过的我父母家的谷仓,就像我女友亮闪闪的工具箱。红色,在北部森林的冬天里,它是唯一不会消失的颜色。
我已将注射视为一种仪式。它对我来说就像去教堂一样,每隔一个礼拜日做一次。我要在小浴室里花上大约半个钟头。我像布置祭坛一样摆好东西:放注射器的包、酒精棉、创可贴和小瓶睾酮。我不喜欢有人打扰,但偶尔我希望有某个人陪着。邀请别人过来好像挺奇怪的。有时候我在注射过程中嘴巴干,就去喝一杯水;抑或是头晕目眩,就跑出来嚼几片复合维生素。回爱荷华过圣诞的时候,母亲问起我的注射是不是“自主”(self-administerde)的;她是问我是不是自己进行注射的,但我只听到一个词儿,“牧师”(minister),于是我想起小时候,将受洗礼的时候,我问父母是不是要把我拿去进行“巴氏消毒”,就像牛奶,加热杀菌。我们说起自己的改变,往往是一个液体般流动的过程,就像安妮·恩莱特(Anne Enright)在《我的牛奶》(My Milk)一文中写到的那样。
留在父母的农场过圣诞节,期间有一个周日要进行注射。我第四次清洁了自己的腿,手里拿着吸入睾酮的注射器,专心一意地正要注射,就听见母亲的声音从楼梯上面传来,喊着父亲的名字。我没有答话,因为她喊的不是我。她又喊了一次,然后地下室变得一片黑暗;她把灯关掉了。这当口我出声了:“妈,别关灯!”那昏暗的灯光又亮起来。“我还以为是老鼠呢,”她嚷嚷道,“真抱歉!”
(如果变性比我们任何人所想象的都更加倾向于精神灵性呢?)
琳达给我写信说,“我开始思考‘身心一体’所带来的力量,以及在这样的状态下能做什么。”我突然想哭。不是神圣的(Holy),不是千疮百孔的(Holey),而是完整一体的(Wholly)。完完全全的。浑然相融的。我想起祖父,想起他今年给我寄生日贺卡的信封;他写了我以前的名字,用一颗心圈起来,然后又打叉划掉,画了另一颗心重新写上“奥利弗”。真正神圣的究竟是什么?如果变性比我们任何人所想象的都更加倾向于精神灵性呢?是一种神圣的仪式吗?我知道,不是每个变性人都想为自己的转变唱赞美诗的,但其中有些人愿意的。我显然是愿意的。
我一直在思考琳达的那个问题,我是否觉得变性就像是死去了。如果你认为死亡便是最后的遗忘、是一片沉寂的永恒黑暗……那么答案是否定的。我仍然要付账单,要批改试卷,还要铲雪。甚至是现在,我还怕笔下提及他人的哀恸会造成冒犯和僭越。因为我明白,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不止是我的变性。有一种失落感的确存在,而我在试着找出这种失落与后悔的不同之处、试着想出如何开辟一片空间安置其间所失所得。另一种形式的死亡、同时也是新生——这凡世中另一段凡尘人生的开始。以前有人攻讦幽灵,而我亲身体验了这种死后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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