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紫薇：写作受蒲松龄影响大 当公知臊得慌

凤凰网文化：书名有趣，《如何成为一个“妖孽”》，是怎么来的？如何理解“妖孽”这个词？为何想到出这样的书？通过这本书你最希望表达什么？

胡紫薇：如何成为一个妖孽其实是句玩笑话。来自我给财新《新世纪》写的一篇长文，探讨女人如何看上去更美。文章写了我个人在如何穿衣打扮瘦身美容这事上的经验教训，是属于这本书里比较清浅比较脂粉的一篇。所以，开宗明义就写了，这是一个技术贴。没想到，主编徐晓老师和出版方都很喜欢这标题，希望作为书名。对此，我是犹豫的。其实心里更希望用“情不重不生娑婆”这样显得稍微生涩一些的名字。比较能够涵盖我这些一时软一时硬一时哭一时乐总归是不太好归类的文字。但是，出版社觉得“妖孽”这个词好，有传播性。书出来我才领教了专业意见的厉害，这些日子一直顶着一个妖孽的名头满处走，铺天盖地的妖孽袭来。其实我文章里讲，六十岁的刘晓庆七十岁的海伦米伦十八岁的萨冈三十岁的三毛那才够得上妖孽的境界啊，妖孽，那是老天爷给这个世界的馈赠，几乎是为了示现神迹的存在而来的。所以有牛人总结，妖孽在世间，方为世间。我们这种肉骨凡胎顶多也就是站在舞台侧幕给叫个好领个尖罢了，看客而已。

不过，从小内心里就更亲近妖孽而不是女神，更亲近青蛇白蛇而不是嫦娥七仙女那倒是真的。总之对于太正经的气息天生不喜。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想来应该是隔阴之迷吧。

出书是个水到渠成的事。因为偶尔写博客，点击率还不错，内行人觉得这文字有可能拿来赚钱了，自然有出版社找上门来。关于写书这事，崔永元以前打过一个通俗的比方我一直记着，他说这年头，出本书寻常到什么程度，不但门口跑堂的出书，后厨剥蒜的也写上了。所以，这个时代是不太可能长久被埋没的，哪怕你是后厨剥蒜的，只要有读者，打榜也是迟早的事。

出书这事也体现了我的别扭。我是主持人，主持了十五年电视节目，其中有几个栏目在北京也还算家喻户晓。其实主持人出书一般都选在风头正劲的当口，至少是占据舞台一角有观众博眼球的时候吧。我这人也是的，跑堂的时候不出，给遣送到后厨剥蒜的时候，开始写了。一定要被人忘得差不多了突然一嗓子，老乡们，我又回来了。我说我怎么就这不会踩点不会借势随时另起一行经常给自己下绊的习惯这是不是病啊，要不要治啊。我的朋友杜欣安慰我，这叫不走寻常路。呵呵。什么叫闺蜜。

至于为什么要写，简单说有感而发。这个感是什么，是我的心。为了写而写不是不可以，而是没必要。在自序里我说，写东西在我只为了活得通顺一点。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心里太难过了，或者觉得太荒唐了，反复琢磨不能始终，恨不得揪过来一人坐这儿跟他说说。但是现在大家伙都挺忙的，谁有工夫认真听你那些有的没的念头，于是四顾茫然。写下来，就放下了。所以说，我写东西，是为了跟有同感的人，共个始终。

古人讲，文以载道。我是同意的。写出来的文字像一串虚线，自然就在读者心里划出来一条路。这条路，是道。活了四十年，走了一些弯路，也抄了一些近道，撞过南墙，也见过风景。如果说这本书对于读者有什么价值的话，我是希望她像一个守在十字路口的过来人，告诉后来的人，这一定是条死路，那兴许是条活路。让理会的人理会。

凤凰网文化：书中你的观点多为女性或两性的视角，为何格外关注这个议题？你理想中的女性角色是怎样的？历史中或者生活中有你欣赏的女性吗？她们的哪种特征让你印象深刻？为什么？

胡紫薇：虽然我是女人，但是对于如何做女人，其实很长时间并没有意识，等到有了意识，才发现自己这东一头西一头乱撞的半辈子，主要的问题在于没个站位。人活得没有原则，这是导致我们痛苦的根源。没有立场，哪来的原则，而没有个站位，就难言立场。我看是这世界上只有佛陀他老人家才可以不用站位，那真是虚空万有一真法界了。你行吗？反正我不行。所以我们凡夫这一生，一定要弄明白一件事，你站在哪儿。书里有专门的一个部分，叫做“这是我的立场”。在这部分里，写布拉格的电台，古拉格的劳改营，林肯的对于民族的悲心。。。其实，我写的整本书都是在说这一件事，我这人是站哪儿的。作为女性，作为人，都需有个立场，才好立足。

至于说到欣赏的女性，想起了在微博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讲抗战时候，国军鲁苏皖边区第四纵队少将司令陈中柱率部在武家泽与日军激战，身中六弹壮烈殉国。日军割下他的头颅带回泰州。陈夫人王志芳为了让丈夫全尸入葬，一个弱女子独闯泰州日军军营，向日军索要丈夫头颅。在人性的巨大力量面前，残暴的日军愧叹折服，归还了将军的头颅。

有人欣赏有才华的女子，有人欣赏美貌的女子，有人欣赏柔顺有女德的女子。我欣赏“不一定”的女子。如果不是命运巧合，她们可能只是一介普通的家庭妇女，生火做饭拉扯孩子，困在灶台边，烟熏火燎终老一生。但是，如果命运把她摆到那个位置上，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从容不迫，万死不辞。这种不一定，不但指一个女人的角色，更指她生命的宽度，这是境界。

凤凰网文化：有人称赞你的新书诙谐直白，带一点麻辣，甚至刻薄，这种语言风格是你年轻时就一以贯之的，还是逐渐变化的？

胡紫薇：有一种人特别痛苦，就是鼻子特别好使的人。比如谁昨天吃了生蒜，她一进屋就能闻出来。我对于文字从小就敏感，这方面的嗅觉比较灵敏，可以毫不谦虚地说，除了一流文字很难入眼。所以对于自己写的东西，过我自己这关，并不容易。我的文字受四个人的影响比较大，鲁迅，张爱玲，王朔，蒲松龄。这四个人天差地远，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爱说死话--把话说绝。这是天赋，是一个人的秉性决定的。

语言风格就像一个人的脸，随着日渐沧桑颜色肯定要变的，但是结构不会变；眉眼是不会变的，但是神色一定会变。所以说变与不变这是一个参差错落的过程，很有趣。上次搬家翻出了我中学时候写的随笔，也是一惊，那时候的小脑袋瓜还能有这些辗转，嚯切。

《如何成为一个妖孽》主要是近作，但是也收了两篇以前的旧作。最早的一篇写于十四年前我做财经节目的时候。这次收入的时候，加了一个附记。是回看过去的感触。我说，可以看出那时的幼稚和矫情，但是也能看出赤子之心。

凤凰网文化：也有人评价此书冗长而语焉不详，也许有华丽的外表，但内在枯竭。也曾在你微博中看到你看到别人称赞文章时自谦。你如何看待这些负面评价？你又如何评价你的新书？

胡紫薇：我写的很慢。一方面是懒，贪玩儿，一方面也是尽可能深思熟虑。我写不了命题作文，每一篇东西都是有感而发，最终发表出来也是因为确信这些东西写得有些意义，或者有些意思。至少言之有物。至于水平所限，囿于一个人见识和阅历的局限性，错漏之处不用说肯定有的。对于写作这事，我个人最抵触无病呻吟。有病治病，有功夫开方抓药赶紧治疗好不好，光叫唤有什么用呢。书出来了，有些读者说要多买一本，用来勾画做笔记。我自忖书里的见解，扪心自问，还是秉持着一种向上的基调，劝人往高处站，向宽处行。没有误人子弟。这是我的底线。这是很低的底线，也是不低的标准。

徐晓老师告诉我，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写作界的熟人和不相熟的人士都在关注这本书的写作，也看，也评。其中有一位女作家讲的话令她很费解，她竟然认为你的书最大的问题在于价值观老旧。我对徐晓老师说：您才发现啊。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人，就是没人信。

书出版了，就是一个商品，各种评价都会有，有喜欢得特别尽情的，就得有批判得特别投入的。没有比这更正常的了。私下以为也不必分什么善意的批评或者恶意的挑衅。犹如木人看花鸟，何妨万物假围绕。禅宗讲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这是真修行。修行什么呢，无非是毁誉不动，苦乐一如。

样书出来后，送给我父亲一本。他只问了我一个问题，徐志摩的文集才卖20多块钱，凭什么你的就卖30多。他这一问还真把我说愣了。甭说古之圣贤了，民国时候一二流作家，都可能拉你八条街。你胡紫微何德何能，有什么说不得的呢。有时候看自己的文章，尤其是听到别人称道时，高兴是真高兴。觉得这个可以有。说得太谦虚也容易显假。但是有时也检视自己，这个高兴里，到底有多少是虚荣，有多少是慈悲。

凤凰网文化：因为你此前媒体主播的身份，会觉得大家对你的新书期望很高，也许期望看到男女、两性之外的格局，这会对你有压力吗？

胡紫薇：所以写了情，也要写理。写“情不重不生娑婆”，也写“这是我的立场”。我觉得就一个女流之辈来说，这本书的问题绝不是格局太小，恰恰相反，是开阖过大。

凤凰网文化：2007年淡出荧屏后，你先后在《博客天下》、财新《新世纪》周刊开设专栏，也活跃于博客、微博等新媒体平台，除此之外，能为我讲讲这些年你的精力主要在哪儿吗？为何会走向专栏写作、出书这条道路？

胡紫薇：这些年主要的精力放在过日子，或者更精确的讲，放在怎么过日子上。干电视十几年，特别专注于忙事，日子过得一点细节都没有。连包顿饺子的工夫都没有。后来我发现，不是没工夫，是没心思。有时候谁谁跟你说，忙成神马了，根本没有做饭的工夫。其实，不是没工夫，是没心思。怎么有工夫喝酒赌博攒局嫖妓呢，心不在焉罢了。我们这颗心那，一天到晚到处飘来飘去，就是没在自己身上。所谓魂飞魄散的状态。这几年学着心神内守，砍柴的时候想想砍柴，烧火的时候想想烧火，安生下来，再说别的吧。

凤凰网文化：你的微博、博客关注面广，从两会人大代表的发言到救助儿童再到雾霾，看得出，你热心公众议题，为什么？也有人会以“公知”来称呼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这样一种角色？这是你的本意吗？你最近关注的公众议题又是哪一个？

胡紫薇：最不善于驾驭宏大主题。自由民主的专著一本都没看完过，不是没追求，是真看不下去。所以，每有人把我忝列公知，自己觉得臊得慌，这不是欺我中华无人么，竟然使竖子成名啊。我只是一个上班族，现在更是索性变成了家庭妇女，我在微博上那些言论也不过是当今社会和现代文明的一些最粗浅的共识，道旁小儿皆知的道理。如今倒是需要我这样过小日子为己任的家庭妇女出来捍卫了。想想看，这是谁的悲剧？

至于说到最近的热点，我比较关注的是为什么公众议题都不让关注了这个议题。

凤凰网文化：你本人爱憎分明，微博有和董路的争论，吴嫁祥的误会等，并不避讳，甚至偶尔调皮下，故意发自拍照气水军，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你在意这种得罪吗？为什么？

胡紫薇：我这个人倒是一向不怎么以是否得罪人作为行止的依据。我上网的原则是，和网上的任何人都无私交，也无私怨。但是党同伐异，绝不含糊。这个同和异，是是非所倚，立场所在。

凤凰网文化：胡舒立曾经评价说，一般美女主持，多不走聪明尖刻路线，扮纯情、扮热情或者扮庄严，那才是阳关大道。但你显然非善于乔装之人，真实自我，个性坦然。会觉得自己是个不合作，不妥协的女人吗？

胡紫薇：我确实不怎么爱装，那是因为懒。就像我确实不怎么撒谎，那是因为记性差。装需要一股很大的并且一以贯之的愿力，我装不住。装一会儿行，长久了就吃力。更糟糕的是，装扮成另一个人需要深度自我催眠。我有点觉得这事不靠谱。入戏太深，很容易失去判断力，容易为了取悦别人讨好权势变得人云亦云甚至与魔鬼同行。装是一个越陷越深的事。

说到自己的不合作。钱钟书说沈从文，你别看他是一个温和的人，他不愿意干的事，你强迫他一个试试看？这就是所谓行圆质方。我希望成为一个好合作但是不妥协的人。一个行圆质方的人。你发现不管在哪个时代，总有些人就是放着名闻利养的阳关大道不走，而自找崎岖，这样的人往往不是因为他们爱自找麻烦，而是因为内心有风景。

凤凰网文化：2013年你写离职风波的博文，受到广泛关注和转发，在中国媒体人中引起了共鸣，这是你意想到的吗？大家会将此与南方周末新年献词风波联系在一起，这是你的本意吗？你在博客中表示，只是为自己“五年前的那件小破事做个收梢。”为何是此时此刻？

胡紫薇：我有一个本事，就是把原本一件灰暗阴冷百无聊懒的事情描绘得活色生香栩栩如生并适时提炼出人生感悟。《最好的告别》那篇文章是我下决心开始写博客的缘起。既然是缘起，肯定是因为某种东西触动到了我，有感而发么。文章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特别是媒体同行的共鸣。写东西是这样的，读者身临其境，往往是因为作者呕心沥血。很多人把文字的功底归功于我上大学四年文学系的专业训练，我觉得这是一种免于让自己过早完蛋的治愈系。行文靠技巧，但是写作靠本能。

凤凰网文化：当年因批评报道被停职，对你的影响如何？设身处地想，试想一个正在创造节目收视纪录的人，忽然被雪藏了，那种感觉不好受。

胡紫薇：逆缘是最大的福报。这不是自欺欺人。工作的时候我是个很勤力的人，这大多要归功于天性。白羊座天生不会偷懒。杜欣说，我是那种抱着收视率睡觉的人。确实是那样。后来不上班了，也没觉得特别痛苦舍不得。因为已经尽力就没有遗憾，也是因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想干，仍旧是条好汉。你看白羊座干什么事拉不舍扯不断过。放下就放下了。这也是天性。对于我来说，难的永远不是事，而是心。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这颗心何以安放。

凤凰网文化：那时生活发生巨大变故，是最痛苦的人生阶段吗？有没有寻求心理治疗？你自身又是如何调试的？

胡紫薇：人生就是过大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难以逾越的坎儿。我经历的只是更集中一些，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是丢了工作，后又丢了人。痛苦当然是了，但是有趣的是，巨大的痛苦弥漫的同时，也隐隐有一种落地的踏实。这种踏实来源于，我心里明白，只要这口气缓上来，从这里出发，往哪儿走都是向上。后来印证了果不其然。所以以我的经验，人遇上逆缘，最要紧是心里不能乱了方寸。行动上乱了方寸，还有机会自救。我觉得这本书应该是自救的一部分。

凤凰网文化：你的人生中，最怕听到什么样的批评？

胡紫薇：最忌讳成为一个妒忌心重的人。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告诫我，人最要不得的是妒忌心。因为它一点建设性都没有。嫉妒的女人是最没出息的女人。对于对手，你只有两个态度，要么干净利落的撂倒他，之后安静地走开；要么站在人群里，为撂倒你的人真诚地鼓掌。真正的智慧，都是在你狼狈的摔倒之后，打算以什么样的姿态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