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之父”胡德夫：民谣是一个民族发言的痕迹

胡德夫

他被称为“台湾民谣之父”，也是台湾原住民运动的先驱。他吹着“太平洋的风”，歌唱“美丽的稻穗”。他今年63岁，满头银发，却仍像那个“牛背上的小孩”，一次次地吟唱“大武山美丽的妈妈”。

胡德夫，人们习惯叫他Kimbo，这是德夫的日语发音。父亲是卑南族，母亲是排湾族，他自称为“卑排族”。11岁时，胡德夫从部落出来到城市念书，大学时代遇到李双泽，一同推动台湾“唱自己的歌”民歌运动。出道多年，但直到2005年，他才推出第一张专辑《匆匆》。时隔6年，2011年底，胡德夫终于又推出了第二张专辑《大武山蓝调》。

5月26日，胡德夫将于广州星海音乐厅举办“胡德夫《大武山蓝调》音乐会”。不同于以往的自弹自唱，这次他带来了一个四人乐团，包括曾经入围台湾金曲奖的原住民歌手昊恩，一同为广州乐迷唱出他与台湾的故事。

数十年间，胡德夫一路重拾与传唱，在最原始的自然和最复杂的社会间穿梭，这何尝不是一部台湾音乐的近代史，一部现代人唱与祖先的交响曲。

胡德夫

1950年生。11岁前，台东大武山放牛的小孩。12～18岁，淡江中学。18～20岁，台大外文系肄业，开始筹划提倡“唱自己的歌”的“校园民歌”运动。1972～1976年，与杨弦、李双泽等人推动“民歌运动”。1984年，领导创立“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1999～2000年，参加“原住民族部落工作队”。

1、“唱自己的歌”真这么重要？

羊城晚报：您从大学时就开始唱Bob Dylan（鲍勃·迪伦）的歌了，当时台湾大学里的氛围是怎样的？

胡德夫：鲍勃·迪伦是一部分，还有一些年纪和我们差不多的歌手写的歌，或者是一些民谣老歌的翻唱，也蛮让我们注意的。那个时代除了鲍勃·迪伦，还有Joan Baez，Kenny Chesney等等，在我们心中都是很重要的歌手。他们的年纪并没有比我们大很多，但可以在歌里谈到很多东西，从环境到战争，再到人民生活中被漠视的东西，对我们的影响蛮大。那个时代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歌，收音机一打开都是英文歌，学校的迎新送旧会也都是这样唱英文歌。

羊城晚报：1972年，您开始与李双泽（见文后注）等人推动“唱自己的歌”运动，能说说当时的故事吗？

胡德夫：李双泽希望我在大家前面，在我工作的地方唱一首自己民族的歌。这是个很大的挑战，因为《美丽的稻穗》那时候我只会一半，是小时候爸爸唱给我听的。但我唱完后，发现大家给我的鼓掌多过我自认为唱得很好的英文歌，这给我带来很大的冲击。让我不得不想这个问题，平常我唱英文歌，大家只是普普通通地看看、听听、拍拍手，为什么现在大家会给我这么热烈的回应，对自己的歌有这么大的渴慕？我心里对英文歌的骄傲，开始慢慢转移到自己的歌。我思考，“唱自己的歌”真这么重要？

羊城晚报：1973年在第1场名为“美丽的稻穗”的胡德夫民歌演唱会上，你发表了多首创作歌曲，比如《美丽岛》、《乡愁四韵》等。这也是台湾首次有人公开演唱自己的创作曲和本土民谣，像一个里程碑。

胡德夫：我和李双泽认识一年后，他提议搞一场演唱会。我们相互鼓励，当时杨弦也在写歌，我也开始写些歌，加上我们本来就会的一些，李双泽算上这些曲目，可以办一场演唱会，我们就取名为“美丽的稻穗”。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在演唱会前我回到故乡，去学一些其他族的歌，放进曲目里。现场出乎我们的意料，当天来了非常多朋友，其实我是在惶恐之中进行的，但我发现大家渴慕这样的氛围，渴慕这样的歌。

2、没有把唱歌看成“事业”

羊城晚报：至今您只有两张专辑，2005年推出的《匆匆》和2011年推出的《大武山蓝调》，这在成名已久的歌手里显得很“另类”。

胡德夫：每个人对他唱歌的方式，或者说对唱歌和生活、唱歌和事业的看法都不一样。我没有把唱歌看成类似事业的东西，说我一年要做多少东西、要怎样做，我不会。我认为总要等到适合出的时候再出，第一张专辑也是因为朋友在整理时做成了像专辑一样的故事，才当成第一张专辑推出，如果按照某种工业流程，也许它几十年前就该出版了。

羊城晚报：《大武山蓝调》听上去像民谣和蓝调的混搭？

胡德夫：这个说法我比较感兴趣。这首歌是我外祖父传唱给我听的，基本的精神是“唱不完的歌”。我用这个来提醒原住民的孩子，这是要一直传唱下去的。歌让我们汇聚在一起，虽然一些东西正在失去，但是只要有歌，我们就有不会枯竭的东西在。我从初中开始听蓝调，感觉跟我在故乡听到老人家唱的曲调很像。我们是自然地赞颂大地的环境，修补人与人的关系，而黑人是唱他们心里最痛的那部分，唱白人对他们的伤害，我们在声部和曲式上都非常像。我们几千年前就开始这样唱，黑人则是几百年前这样唱，却自然相通了。

现在其实我已经在准备下张专辑，今年12月会发。大部分内容是关于我们的环境，比如土地的流失和污染，雾霾问题等。人类造成环境污染，导致环境反扑的现象，我会大力在歌里唱这些东西。平常我也比较喜欢读诗，很多朋友是诗人。现在我自己也在努力写些东西，想把自己从11岁来到都市，到现在整个半百岁月的感受写出来。

3、孩子不哭不会有糖果

羊城晚报：您所理解的民谣精神是什么？

胡德夫：民谣是你接触的环境，是你看到的事情，是你歌颂出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或者是你唱出大家对未来的美好希望和憧憬。它不是唱听起来很好听的歌，更重要的是，唱这些歌对人们有什么益处？与流行歌相比，民谣在情感和厚度上都是不同的。民谣即便是简单的词语，都代表着周围和生命的一种叙述。没有生活化的音乐，很难被称为民谣。

羊城晚报：相比其他音乐类型，民谣是否承担了更多言说诉求的责任？

胡德夫：没错，民谣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或是一群人表达意见、发声的方式不管是对政治的态度，还是对自己生存发展条件的诉求，还是对基本尊严的要求，不论是黑人民歌还是我们的歌，都可以看到我们发言的痕迹。这才是最重要的。

羊城晚报：您不仅是民谣歌手，也是原住民运动的先驱。这些运动为台湾原住民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胡德夫：之前我们民族的尊严是没有被尊重的，就像是一个流浪的民族，行政阶位非常低。我们读过一些书，觉得自己的民族不能这样被糟蹋，决定要用声音、文字、行动这三种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想法。

我参加了很多活动，最后台湾终于立法提高原住民行政阶位，公文承认我们是台湾原住民，这些对后来的影响非常大。虽然没有百分之百达到目标，但大大地改善了状况。实际上，原住民也在教育、母语、卫生、居住环境等方面得到了相当的尊重。我想这是要去争取来的，没有运动就没有这些东西，孩子不哭是不会有糖果的。

羊城晚报：这些社会运动如何滋养您的歌曲？

胡德夫：最早的那首《为什么》就是对大社会发出质疑，告诉自己同胞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最最遥远的路》是写给在外面工作或者读书的孩子们，让他们知道，我们虽然进过远方很多的门，最后还是得回去敲敲自己的门。《大武山美丽的妈妈》是反映土地问题，当时我们发起了“还我土地”运动，持续了10年。这首歌是对自己原来美丽的部落被解构时的警惕，你以后回去，要跨过最后一个山坡去看看，以前美丽的田园是怎样的，要重新去建立这样的东西。《为什么》、《最最遥远的路》、《大武山美丽的妈妈》这些都在民族运动发生期写成。

一直到后来写《太平洋的风》，虽然不是在运动时期内写的，但也是延续。大的环境是那样，他们把坏的东西留下，把好的东西都拿走，不断垂涎我们的地方，我想需要在歌里去表达。我们生在这样的太平洋的风里，在这么宁静的海洋边，从帝国列强以来居然一直受到这样的待遇，我全部写出来。我在想，假如你做一个反对性的运动，那你要有一种反对的文化，带着文化和言论去面对，才是对的。

4、想做另外一个李双泽

羊城晚报：您曾经说过，自己是生活在高楼大厦，但是音乐里经常出现的浪花拍打的节奏是来自于小时候在河里漂水的那段记忆，还有父祖辈传唱的歌谣。

胡德夫：当然，从2岁搬到大武山到11岁以前，也就是我小孩这段时光，有很多记忆。之后我就完全失去了这个地方，甚至包括亲情父母，一年见不到一次。我人在北部学校，整颗心都在思念这个地方，思念那边的朋友，思念那边的一草一木，思念之前在那生活时发生的趣事。虽然我身在都市，但这些记忆会一次又一次回到脑海里，所以我歌里有很多箭头都是指向大武山的。《大武山美丽的妈妈》，《牛背上的小孩》，都是我记忆中的味道。我很多歌都提到，哎，什么时候才能再看到那样美丽的故乡？虽然现在交通很方便，但是在歌里的意境，它是很远很长很久的东西。

《美丽的稻穗》这样的歌是上一代传下来给我们传唱，告诉大家自己的文化有多美，这些是可以从歌里直接感受。最早写的《牛背上的小孩》，就是描述自己之前在乡村在大武山放牛的样子，那是我第一首描述出自己小时候生活天地的歌。

羊城晚报：从“唱自己的歌”那个年代到现在，您觉得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

胡德夫：当然有，因为唱歌，认识朋友，才认识这个世界。从认识李双泽，到认识杨祖珺，后来才会注意到自己民族同胞的歌，才会注意自己民族的遭遇，才会有后来的原住民运动，在运动中又有一些歌产生。在民族运动之后，自己身心俱破地回到故乡的那短短几天，当然也有歌，但那个歌比较苦，是唱不出来的歌。这些加起来的都是歌，人生就是一首歌。有喜有乐，有苦有怒，有聚有合，有别离，这些都是歌。

羊城晚报：“唱自己的歌”运动的目标在今天实现了多少？

胡德夫：在那个荒芜的时代，我们以写歌、发表自己的作品、说自己想说的话为运动的主要方向。这个目标当然实现了。很多歌曲百花齐放，音乐充满着我们的土地。

那是个有民谣精神作寄托的年代，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扮演像李双泽的角色，做对民歌有担当的人。应该继续创造环境和舞台，让后来的人能继续写这样的歌，能够有所汇聚，把这样的声音持续传达下去。这是我现在想做的。在这个年龄我也想和年轻人在一起，我想做另外一个李双泽。

注：

李双泽（1949-1977），现代台湾文化界传奇人物之一，集画家、作家、民谣歌手和作曲家于一身。 1976年12月3日参与淡江大学一场“西洋民谣演唱会”时，他高声呼吁“唱自己的歌”，引发热烈的回响，这是新歌运动的“淡江事件”。自此，他开始独力创作或与友人合作，致力于推动“民歌运动”，并自己创作歌曲。1977年9月10日，在淡水兴化店海滨为救人而不慎溺毙，年仅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