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故宫离合：生命比文物更重要

野岛刚与故宫的缘分始于1986年。18岁时他第一次来到北京，以为北京故宫指的仅仅是紫禁城，不知道它同时是一座博物院，也不知道文物存放在哪里

日本作家野岛刚写的《两个故宫的离合》是最近社科类读物中的一个小热门。有意思的是，他在北京与上海的公开演讲中都特意纠正“北京故宫是一个空壳，好东西全都去了台湾”的偏见。“北京故宫的文物数量有180万，台北故宫的文物大概有70万，而且近年来，文物的海外回流、考古发现和收集整理工作也使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展品质量不断提高。”尽管这样的话从一个彻底的外人口中说来多少有些“喧宾夺主”，但野岛刚多年来利用外国记者的身份优势，数次专访北京和台北故宫前任院长郑欣淼、周功鑫、林曼丽等，并曾进入一般不对外人开放的台北故宫库房，他对“两个故宫”的了解程度和亲近感，恐怕要远远超过大部分中国人。

《两个故宫的离合》[日]野岛刚著张惠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1月版

野岛刚与故宫的缘分始于1986年。18岁时他第一次来到北京，以为北京故宫指的仅仅是紫禁城，不知道它同时是一座博物院，也不知道文物存放在哪里。因此，除了被超大规模的建筑群所象征的绝对权力震撼，他对北京故宫没有留下别的印象。

第二年，野岛刚作为交换留学生来到台湾，参观了台北故宫。那时台北故宫还未经过内部整修，更多是作为政权“正统性”的象征，而不是供人参观的博物馆。在灯光昏暗的展厅里，导览员穿着公务员一样的服装，意兴阑珊地给他们解说着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的璀璨文化的结晶，令野岛刚很是失望。但是两座城市的两座博物馆，都称自己是“故宫博物院”而又相安无事，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2007年他被《朝日新闻》派驻台北，也经常有机会到北京采访，故宫自此成了他长期深入关注的选题。《两个故宫的离合》成书于2011年，在日本畅销至今。

今年6月，台北故宫的文物将首次赴东京展览，已回到日本工作的野岛刚仍然十分关心借展的过程。“翡翠白菜”是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日本方面觉得一定要展出，但台湾方面对此颇有顾虑。“因为很多大陆游客是冲着‘白菜’到故宫参观的，排很久的队都不介意，他们担心如果‘白菜’不在台北，游客会有意见。最后在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的帮助下，台北故宫决定将白菜出借两个礼拜。”野岛刚笑说，“由于担心展品去了日本之后，会被以假处分之名‘扣押’下来，这个展览迟迟未能成行，现在终于办成，我的书又可以再卖一轮了。”他对2012年“北京故宫200精品”在东京的展览记忆犹新：“北京故宫为了显示自己这些年来的展品收藏，铆足了力气，那次展览的展品之高端让人咋舌，光是宋元时期的书画就有41幅，台北故宫一定不甘落后，所以6月份的展览也十分令人期待。”

除了采访在世的“故宫人”，野岛刚也挖掘了大量历史资料。从清末文物大量流出紫禁城乃至中国国境开始写起，到抗战时期为保护文物而进行的大迁徙，到蒋介石逃亡之时以军船搬运经过挑选的珍贵文物，再到台北故宫的设计与建立的各种细节，《两个故宫的离合》不仅展示了两岸故宫博物院合作与交流的现状，也将两者的历史梳理了一遍。

在两个故宫的历史中，“老故宫”那志良是令野岛刚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角色。所谓“老故宫”，是指在故宫尚未“分家”时便在其中供职的人。那志良是满族人，17岁高中毕业后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这是为了清点和运用皇室留在紫禁城的物品而设立的组织，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此后那志良的一生都和故宫紧紧联系在一起。“九·一八”事变后，故宫部分珍贵文物经历了一系列迁徙，先是装箱南迁，再赴伦敦举办首次海外大展，接着西迁内陆，最后，精品中的精品跟随国民党政权撤退台湾，这些事件那志良都亲眼见证。到了台北之后，他又成了台北故宫的一员。他还写下《故宫四十年》、《我与故宫五十年》、《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等著作回忆这些经历。野岛刚说：“那志良1998年过世，几年以后，他的家属把他留下的关于故宫的文章和资料捐给了北京故宫，而不是台北故宫，这很耐人寻味。毕竟他为台北故宫服务了那么多年，算是台北故宫人，可是他的认同感还是属于中国大陆，‘外省人’对中国大陆的怀念竟然那么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