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记者眼中的两地故宫

不知是否巧合，当早报记者在季风书店要求野岛刚留影时，他选择站在“国际政治”的书籍前面，身着浅灰色棉质西服的这位日本《朝日新闻》国际编辑部副部长（兼朝日新闻中文网..

野岛刚《两个故宫的离合》简体版出版

“对于政治不断变迁的中华民族而言，历史传承极为重要。……朝代兴亡交替，证明自己生命和存在的‘荣耀过去’必须以某种方式确认，而继承过去的就是文物，文物的所有人就拥有历史。手上握有历史，权力就有‘正统’的权威加持。”

—— 野岛刚

▲ 野岛刚展示了一张特别的照片，原台北故宫院长周功鑫站在一个个排放整齐的黑色大箱子前面，“这是台北故宫在山中的库房。”

　《两个故宫的离合》简体版

不知是否巧合，当早报记者在季风书店要求野岛刚留影时，他选择站在“国际政治”的书籍前面，身着浅灰色棉质西服的这位日本《朝日新闻》国际编辑部副部长（兼朝日新闻中文网主编）双手交叠于前襟，露出浅浅的微笑。

最近，野岛刚的《两个故宫的离合》简体版出版，他曾以媒体人的身份用5年的时间走访了北京、上海、南京、四川、安顺、沈阳、香港、台北……采访人数超过100，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他很有信心地说，“我采访了林曼丽5次、周功鑫8次、郑欣淼3次，两岸大概没有人进行过这样的采访。”他自认爱好文物，但写这本书所要表达的却是一个政治思考，“对于政治不断变迁的中华民族而言，历史传承极为重要。……朝代兴亡交替，证明自己生命和存在的‘荣耀过去’必须以某种方式确认，而继承过去的就是文物，文物的所有人就拥有历史。手上握有历史，权力就有‘正统’的权威加持。”

在胡佛查资料巧遇龙应台

野岛刚1968年出生于日本的福冈，刚进大学不久，就以交流生的身份在中国吉林大学学习了两个月，真正开始中文交流是在大三的时候，“但在香港中文大学里，发现自己学会的是广东话”，于是他又在台北师范大学进修了半年。“小时候喜欢书法，于是就进了学校的书法补习班”，但对于中国文学的了解是通过日本人画的漫画“三国”、“水浒”开始的。“我也不知为什么，高中时候开始觉得要做记者。”野岛刚说，“这个工作没有特别改变我，反而很适合我，有点天职的感觉。”

入职朝日新闻后的前五年，他被派去地方城市（比如佐贺县）做记者，“什么新闻都要写，社会新闻包括哪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这是我们（朝日新闻）培养记者的一种方式。”之后回到东京工作，30岁时，他以外派记者身份驻留新加坡3年，他也曾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做过战地记者。后担任东京总社政治部记者，对于故宫的一系列采访是基于他2007年至2010年担任驻台北特派员时期，对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议题所做的。

野岛刚并不忌讳谈及曾在台湾和香港交过女友，“但没有交过中国大陆的女友，有点遗憾。”而他的妻子在日本福冈的图书馆上班，“我经常去借书而认识她了”。因为常去图书馆，也让这本出自日本记者之手的书更像是一篇学术论文，参考书目列有日文论文，也有繁体字书籍《中华文物播记》（杭立武）、《艺术殿堂内外》（杜正胜）、《故宫四十年》（那志良），以及故宫院刊及新闻材料。

“这本书里面只有5%左右的文字是曾经以新闻的形式发表过的。”野岛刚说，他曾经在美国的胡佛研究院查看被允许公开的蒋介石写于1949年的日记，“当时那里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美国、韩国的研究人员都在看这些材料，我当时一抬头，发现桌子斜对面坐着的是龙应台。”

据公布的数字来看，台北故宫藏有约65万件文物，北京故宫藏有约180万件文物，数量比差不多是1:3。“当时查看蒋介石的日记，发现他提到了很多关于黄金的事，但没有说到文物”，在查阅了《蒋介石日记》（已公布部分）之后，他感觉“蒋介石对文物的‘爱情’是没有的”，但他又感觉宋美龄倒不是这样，因为宋美龄曾任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内战失败之后，“国民党撤离大陆带走了非常重要的文物，所以相比较而言，北京故宫以明清书画瓷器见长，而台北故宫则以宋元文物见长”，他曾向台湾民众提问，是否相信“宋美龄带走那么多文物为的是能在台湾买大房子”，被一口否决。

野岛刚在研究整理资料后认为，和故宫相关的人物中不能忽略蒋介石，蒋介石在故宫问题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而他微妙之处也体现在台北故宫的蒋介石铜像上。在2010年左右，野岛刚在台北故宫参观，发现门口放置的是孙中山铜像，蒋介石铜像被放置在文献馆后面，“99%的民众找不到”。“实际上早在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蒋介石铜像就不被放置在显眼位置了，现在蒋介石的这个铜像一直都远远地看着很多中国人到台北故宫来参观的样子。”他的下一本即将在日本出版的作品《蒋介石与日本军人》就是2007年开始在研究故宫问题时，花了四年时间翻阅大量档案资料，用三年时间写成的。

台北故宫院长更替与其背后的政治诉求

一谈到台北故宫，野岛刚显得颇为兴奋，他与3位历任院长都有过面对面的交流。“民进党上台时期的杜正胜，是具有理想性、思想性的院长”，杜正胜担任台北故宫院长一职直到2004年，在陈水扁的第二任时转任“教育部长”，在民进党失去执政权之后，他又到台湾大学任教。他在书中特别提到了“第三位院长是女性”，这第三任台北故宫院长是以“陈水扁私人文化顾问”自居的林曼丽，她会说流利的日文，台湾师范大学美术专业毕业，曾在东京留学10年。野岛刚说曾有人问他，似乎书中对于林的描述很有“爱”，他只能回答说因为她很“美”，“她很开朗，做事有行销概念，有欧美素养，主体意识很强”，陈水扁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就挖来了当时还是研究员的林曼丽来负责文化行政。在野岛刚看来，2006年，林曼丽成为台北故宫第一位女性院长，是陈水扁进行故宫改革的王牌，“老早以前就相中她担任院长”。

对于上一任台北故宫院长周功鑫，野岛刚曾访问过她8次。“可以说，在中国基本也找不出像我这样多次访问台北故宫的院长”。在书中，他曾表达了对林曼丽、周功鑫两位前女院长的不同看法。“林曼丽带着文化人的华丽气息，周功鑫则是通过长期积累点滴的经验而成的‘故宫人’。在不同层次的意义上，这两位院长形成对比。故宫在政权从民进党移转至国民党之后的转变，新旧两位院长无疑是最好的象征。”对于民进党与国民党的权力抗衡，野岛刚认为会直接影响到两岸故宫的前景，如果是民进党上台，两岸合作机会也许会减少。

“周功鑫带我看库房”

野岛刚展示了一张特别的照片，周功鑫站在一个个排放整齐的黑色大箱子前面，每个箱子上面附有编号，“这是台北故宫在山中的库房。有五扇门，每一扇门都由不同的人保管钥匙。我曾经三次请求周功鑫，最后才得以参观，进入库房。”从照片上来看，库房结构相当悠长曲折。

“台北故宫的建造时间是1965年，当时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有可能会轰炸台北，怕文物被炸毁，所以当时建在一个山洞里面，这个库房大概有200米，把故宫宝贵文物都放在这个库房里面。但它里面的很多文物都没有对外公布过。”因此，野岛刚认为，相比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其实更注重保存、保管。

2009年2月，台北故宫院长周功鑫首次访问北京故宫，当时野岛刚是唯一与周功鑫同行的日本记者。在他展示的一张照片上，台北故宫前院长周功鑫与北京故宫前院长郑欣淼并肩走在北京故宫的紫禁城前合影，“可能由于天气原因，周院长戴了一副墨镜”。

野岛刚笑说，以往去故宫采访，一般都会被认为会提一些文化的问题，周功鑫和台北故宫现任院长冯明珠都抱怨说：“不要问这些，问的政治问题太多了。”在上海图书馆的一次讲座上，主持人顾文豪也抛出了一个政治敏感提问——“为什么是一个日本人在写‘两个故宫’的书”。在回答这个问题前，他讲述了一个故事，“很多人去台北故宫参观都会排队看‘白菜’，去年要一个小时，那今年可能要排一个半小时。今年6月到12月，台北故宫会在日本东京博物馆办展览，去年商议时就说一定要借到‘白菜’，但台北故宫院长回绝了，因为‘中国人会生气’。后来经过讨论，东京博物馆提出另一个方案，说会把更多重要的国宝借出，台北故宫终于同意了。其实当时还请了一个日本国会议员，让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向冯明珠施压，最后同意。但只有两个礼拜。”

野岛刚凭借多年采访经验，巧妙避谈了日本这一角色在国际政局中的微妙关系，顾此而言他。在书中他也坦承采访不易，“但当他们知道你是个认真做事情的记者就不会有问题，所以都没有遇到过很大的障碍”。对于他这样一个采访的身份，他感觉“有的人不太喜欢日本人，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在台湾，外乡人不那么积极接受采访，在台湾的本地人却比较欢迎。但毕竟一开始都认为是文化采访，基本上没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但后来发现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及两岸问题，采访对象会说不要问这些。”不过他没有遇到被冷处理或拒绝采访，他认为这是一个人情的问题。他很有信心地说，“我采访了林曼丽5次、周功鑫8次、郑欣淼3次，两岸里面大概没有记者进行过这样的采访。”说完后，他也表示了对院长们的感谢之情。

“我最初想要着手写这本书记录故宫的过去与现在，是在2007年到台北工作之前。2008年底正好是文物迁徙到台北故宫‘一甲子’，我因此想要写一点有关故宫的历史。在台北担任特派员期间，正逢故宫改革处于风口浪尖之时，这也算是意想不到的‘幸运’”。野岛刚在台北工作的这段时间是两岸关系的关键时期。2008年，两岸关系大幅改善，两个故宫开始靠近。

在野岛刚看来，“对于政治而言，文化有时是极为有用的工具。尤其像两岸关系，这样政治上敏感的问题是很难相互让步的，先从文化层面强调亲近关系，好处不少。”

这些天在北京、上海的各场讲座中，他都以同一个PPT进行规范展示，他坦言，在上海碰到的提问似乎更尖锐一些，但他一如既往地应对自如。在上海图书馆的讲座开始前，主持人在台前介绍即将上台的嘉宾，并让去过台北故宫的听众举手示意时，野岛刚调皮地将头伸到幕布之外，那双戴着黑色镜框的眼睛令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