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急于给平民史命名

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唐建光。（受访者供图）

本报特约撰稿蒲湘宁

2013年岁末，在由新历史合作社主办，中国基金博物馆承办、腾讯网等协办的“国家记忆2013·致敬历史记录者”活动中，赖施娟个人生活史《活路》、李昆武自传体长篇漫画《一个中国人的一生》、饶平如《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沈博爱《蹉跎坡旧事》、吴国韬《雨打芭蕉》共五部书成为年度公民写史候选书目，最终沈博爱《蹉跎坡旧事》一书获奖。

这批以往被湮没在历史角落的作者，如今正被公众热烈讨论。相比过往史家、文人的写作，平民写作的叙述方式有何不同？“平民修史”又承载着多大的价值意义。带着这些问题，笔者专访了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唐建光。

对个人写史应持鼓励态度

唐建光表示，2013年出现一大批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拿起笔记录自己过往的历史岁月，“《蹉跎坡旧事》是最有代表性的一本，因为它代表了这种平民写史的群体和趋势”。

在唐建光看来，这本书之所以引起关注，更多是因为沈博爱记录历史的行为。“这本书所讲述的历史我们可以在很多其他类似的记述中看到，包括其所经历的土改、‘文革’、平反等。在这个层面上，我不觉得它有什么突破意义上的进展。但我们对其投以极大的关注，除了这本书的写作水准不错，出版前后有很多知名学者予以推荐和支持，更重要的还在于，人们其实是通过这样的写作窗口看到个人写史的前景，我们对这种写作潮流持以一种鼓励态度。”唐建光说。

至于其他几本同样受到热评的“小民往事”，唐建光认为，《平如美棠》这本书不属于大历史、小人物的架构，“更多偏于平常生活的记录，是用亲情、平淡的叙述去打动人。而《活路》这本书是两位教授儿女鼓励母亲施赖娟先用博客形式把自己的人生点滴记录下来，然后整理出来。对老人来讲，对网络不熟悉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写作，但施赖娟迈出了这一步。书中特别增加与读者的互动，包括网友留言、问答，这是很有意思的创新。”

与“文人修史”一脉相承

自2010年以来，齐邦媛的《巨流河》、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张婉典的《太平轮1949》、亮轩的《飘零一家》等文学作品相继推出，为读者打开了另一种历史视野——范围微小、注重个人经历与个体感受的历史叙述，并且呈现了家国命运相融的复杂情感，备受两岸瞩目。

唐建光告诉记者，这两三年内地出现的平民写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2010年这种文人写史风向的带动。唐建光认为，“相比齐邦媛等文人作家，沈博爱、姜淑梅、吴国韬强调的是平民视角。”

“沈博爱他们并没有记录家国史的自觉，只是真实记录自己目力所及的事件。这个意义上应该可以把他们定义为‘平民写史’，是不同于文人，更不同于官方，不同于学术界的历史叙述。如果说文人知识分子的历史写作是基于一种历史的自觉、认知和反省，那么这些普通人的写作更多是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回望，也可说是自省，但并不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不会发现自己的命运是和国家命运是如此相关联和有交集。”

无论是“文人写史”，还是“平民写史”，唐建光认为，他们在个人记录历史的理念上一脉相承，“都向我们展示了平常叙述中不会去触及的写作角落，这是现在知识界、文化界应该去努力推动的趋势。”

不必急于给平民史命名

过去平民鲜少出现在官方史家的记载中，而这两三年平民视角的历史写作迅速成为社会文化热点。“一是历史阅读圈的变化，二是阅读者口味的变化，三是博客等传媒渠道的开拓运用，还有这些写作者多数是基层知识分子，他们的写作动机并不是打算一鸣惊人或赚钱，而是仅想做个人记录，出版之后引起反响，出版社才扩大推广。”唐建光说。

事实上，迄今平民史写作仍然没有得到严格意义上的命名。“这类写作既不在历史学叙述框架之内，也不在传统的文学框架，只是普通人的历史写作和记录。但是我觉得不必急于给它们一个命名。”唐建光说。

唐建光表示，单从历史研究层面来讲，这些作品没有给历史研究带来太多新鲜材料，“然而小历史的意义在于，原来历史还有这么生动的另一面。”

《蹉跎坡旧事》、《穷时候，乱时候》等书“火”了之后，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普通的老人只不过做了一些普通的记录，能够一下子成为热点，其实名不副实。但唐建光认为恰恰相反。“这批平民史最重要的意义，反而因为他们记录的是普通的人和事，容易让读者勾起相似的历史记忆和写作兴趣，所以才会引领带动很大一批人参与到记录历史的群体中来。”

平民写史将是潮流

唐建光表示，今年广受关注的这几本“小民往事”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作品处于海平面底下未被发掘。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经出现一批机构在做民间历史的收集、整理、记录工作。由唐建光担任总编辑的新历史合作社便是其中之一。新历史合作社前阵子还在苏州主办“国家记忆2013·致敬历史记录者”活动，引起了媒体和读者广泛关注。

“新历史合作社接下来要做的事是推动平民史写作。第一，将所有已出版、未出版的平民记录都整理归纳。在中国民间，散落着千万‘蹉跎坡旧事’、‘穷时候，乱时候’，我们要把它们发掘出来。第二是培训交流，计划请一些历史和媒体圈的学者为其开个人历史写作培训班。第三是采集。有些人不愿写，我们会去做采集系统，将他们的历史记忆记录下来。第四是出版，先以网络或数字化出版，再将优秀的作品做成纸质出版物。这样，每个人只要能写出来，就可以传播出版。”

建立“我的历史”图书馆

几乎同一时间，龙应台也在台湾推出国民记忆计划。“这项计划是由文史工作者、NGO、志愿者以及社区服务工作者共同采集民间的历史记忆，然后放入国民记忆库，从而记忆保存历史，然后为文艺创作提供资料。”唐建光介绍。

国内还有很多民间机构和个人，倾一己之力默默搜集、整理各类历史文字影像文献，打捞民间记忆。2011年，深圳的章东磐等中国志愿者自筹经费，亲赴美国国家档案馆，历时两个多月，从中整理出了所有的远征军及盟军影像资料，主编了《国家记忆》；邓康延拍摄《寻找少校》和《发现少校》等纪录片。更早的还有原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在2002年前后就开始致力于口述历史项目，迄今收集整理了涉及电影、外交、战争、知识分子等领域、采录了近4000人的口述历史影像，已经成为中国内容最丰富的口述历史库之一。

唐建光介绍，新历史合作社推出的“我的历史”公民写史项目，除了采集整理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个人史作品，还有另一个核心，即是建立一个“我的历史”图书馆，专门用来收集、整理和储存这些平民历史的作品内容。“这些工作短期内没有商业目标，目前中国对民间历史的关注也还远远不够，打捞民间记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去年这批平民史的出现，是一个良好信号，我觉得未来将会成为潮流。”